救亡图存中的‘偶像崇拜’的探讨

晚清以降，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救亡图存始终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重要议题。俾斯麦形象的塑造是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需要。此外，近代百年以来，中国的各种思潮和主义层出不穷，但其背后有一条“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的潜流，那便是民族主义思潮。^[40]俾斯麦形象的塑造也反映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知识界为了开启民智，唤醒国人，编造“外国英雄人物系谱”，采取“偶像崇拜”的方法，塑造英雄典型，俾斯麦形象的塑造便是一例，其形象日渐丰富以后，又成为民族主义宣传中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换言之，俾斯麦在华形象的塑造和变迁，既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被动接受，也是国人将其作为救亡图存的宣传工具的主动选择。

清朝末年，俾斯麦在近代中国被塑造为拯救民族和国家的英雄，被渲染成是以一己之力开创德意志帝国事业的“铁血首相”。在梁启超的英雄观中，“时势”和“英雄”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俾斯麦为时势英雄，但同时“有俾斯麦然后有德国联邦”，梁启超在介绍俾斯麦的同时，亦表达对“中国俾斯麦”的期待：“斯乃举天下翘首企足喁喁焉望英雄之时也。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这句话可以说是反映了晚清时人共同的心声，他们介绍俾斯麦的丰功伟绩，天赋英才，其目的终归于自己民族的“俾斯麦”，对“他者”的评介中充斥着的是对“自我”的期待，在介绍德意志统一的过程中时刻思考的是如何挽救自己的民族。“通过几十年的西学传播，晚清中国人已经建立起外国英雄的人物谱系，如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彼得大帝、克伦威尔、林肯、明治天皇、俾斯麦、伊藤博文等。”^[41]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流传，此时中国人崇拜的已经不仅仅是秦皇汉武，更是俾斯麦、拿破仑等外国英雄。他们的丰功伟绩震撼了中国知识分子，又被中国的知识分子加以宣传，将他们的事迹作为宣传个人主张的工具。

中德两国类似的境遇也使得俾斯麦对中国的知识界有着特别的吸引力。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意志，使日耳曼民族雄峙于欧洲大陆。这段历史对于苦苦寻觅富强之道的晚清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德意志由弱到强的故事吸引着他们去剖析其中因果，发现俾斯麦的巨大成就，进而去鼓吹，终于成就了俾斯麦在中国的英雄形象。那么，这种“偶像崇拜”的策略是否有其效果呢？我认为孙中山和蒋介石是不得不提的两个显著案例。

众所周知，孙中山曾向往美式民主政治，历经数次失败，总结革命经验后，他的政体思想开始趋于保守，尤其是其晚年，“从狂热地追求美式民主共和制转而推崇德国俾斯麦式开明专制政体”^[42]，这种追求的转向在他对俾斯麦的推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孙中山认为俾斯麦是世界上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在三四十年前，世界上的大事业，都是由于丕士麦造成的。世界上的大政治家，都不能逃出丕士麦的范围”^[43]，而曾经四分五裂，国力孱弱的德意志正是因为俾斯麦而成为强国，“德国当时之所以强，全由丕士麦一手造成”^[44]。他还称俾斯麦政府为万能政府：“近几十年来，欧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国丕士麦当权的政府，在那个时候的政府，的确是万能政府。”^[45]在论及民权主义的时候，他指出部分民权发达的国家的发展反而不如专制国家，这是由于民权国家有历史遗留的问题尚未解决。就中国而言，便是“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46]，而这也正是孙中山提出训政思想的原因。

在《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一书中，黄宇和指出孙中山对万能政府的构想“不是开始于成长后读到德国历史，而是能追溯到更早的时期”^[47]，其一是童年时父亲家长式的管理方法，其二则是集军政法大权总督治理下的香港，孙中山从1883年开始，曾在香港求学九年，香港的治理模式及成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成为他后来万能政府思想的源头。如果说在香港的亲身经历给孙中山“万能政府”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那么俾斯麦式君主立宪政体无疑为他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www.xing528.com)

青年时期的蒋介石也曾经是俾斯麦的忠实拥趸。他在青年时便钦佩德国的成功，对日本军国主义与德国“铁血主义”思想向往之至，1912年前后，他曾经学习德语并准备到德国留学，以亲自考察德国成功的秘密，只是因为孙中山的劝阻而未能成行。^[48]蒋介石注重军队，20世纪20年代后期仰仗军队力量打败党内异己力量，征服地方实力派。在军队建设方面，蒋介石推崇德国军制，向往德国军队的纪律、秩序、精准，这也反映在他主政后购进德式武器、聘请德国顾问等政策中。蒋介石对俾斯麦的崇拜还反映在其执政风格中，“他在自己办的《军声》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盛赞德国的军事教育与训练制度，主张应向德国学习。他对德国首相俾斯麦的‘铁血主义’政策十分崇拜”^[49]，效仿俾斯麦的强权政治，主张将“铁血主义”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以此来统一中国，抵御外辱。然而，俾斯麦时期的普鲁士正处于国力上升时期，面对德意志诸小邦有着压倒性优势，蒋介石亦没有俾斯麦那样高超的外交手腕和决心，其结果必然不会相同了。

俾斯麦及其“铁血政策”对一定历史阶段的孙、蒋都产生过影响，在孙中山心目中，俾斯麦是近代最优秀的外交家，蒋介石则对他的“铁血主义”心向往之。而这两人在中国近代政坛上又是十分至关重要的角色，“俾斯麦”对他们二人的政治思想的影响，又通过二人的行动影响到中国现实政治。

“一战”爆发后，中德交恶，对战争原因的反思等也导致俾斯麦的“偶像”形象日趋负面，被普遍认为是德国发动战争的历史渊源。国人对俾斯麦的褒贬和中德关系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德国的国家形象和俾斯麦个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始终是紧紧相连的。俾斯麦担任宰相期间，德国的外交重心局限于欧洲，在亚洲的殖民侵略甚少，国人对德国心存好感，对俾斯麦的评价也较高。欧战爆发后，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并对德宣战，从学习德国转变为批判德国，将协约国的胜利视为“公理战胜强权”，在对德宣战的大背景下，国内对俾斯麦及其“铁血政策”的批评逐渐增多。随着中外交流的加深和大众传媒的发展，民国初年的俾斯麦在华形象也更加丰满，内涵更加深厚，体现了国人视野的开阔和认识的深化。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中德关系的日益密切和日本侵华不断加剧，俾斯麦及其“铁血政策”再度受到国人的追捧，俾斯麦形象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在舆论和政治领域被广泛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