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人才，翼世运

1887至1890年期间，张德彝随洪钧出使德国，并将这三年的所见所闻撰成《五述奇》一书。在这本书中，张德彝数十次论及俾斯麦，主要分为三种，首先是对俾斯麦内政外交政策的记录和评价，其次是俾斯麦在德国上下的地位，再次是俾斯麦致仕始末。张德彝曾数次面见俾斯麦，他形容俾斯麦的外表“玉面隆准，须发皤然，年逾古稀，精神益壮”^[13]。书中还记录了俾斯麦关于烟酒专卖和禁止学习法语的政策，并根据他的主张将他归为“旧党中人”^[14]。在俾斯麦致仕前后，张德彝也注意到了这件事，他写道：“查毕相德国重臣，身仕三朝，勋崇各国，其一身之去就，关乎泰西之全局。德国之国势者，诚非浅鲜……其与德国友睦者，惟恐毕相一去或致离散之虞，其与德国有隙者，则深愿毕相之去，以为今而后可玩孺子于股掌之上，怦怦欲动之心，恐所不免。呜呼！如毕相者真可谓社稷之臣矣！”张德彝认为俾斯麦是身仕三朝的德国重臣，他的离职与否关乎欧洲国际政局。同时他还指出德皇威廉三世“虽励精图治，究无事功可见，且阅兵田猎等事朝东暮西”^[15]。这段评论表明，张德彝是大体了解德国国内政局和欧洲国际政治状况的，同时也对俾斯麦在德国乃至欧洲政坛的地位有着清晰的认识。

张德彝于1890年结束任期归国，六年后，李鸿章来到德国并特地拜访赋闲在家的俾斯麦。席间李鸿章向俾斯麦询问：“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俾斯麦答道：“辱承劳黼铁纳丝明问，惜敝国去贵国较远，贵国之政平时又未尝留意，甚愧无从悬断。”^[16]俾斯麦以两国相距较远，平时未予留意来答复李鸿章，这和他担任宰相时德国的外交重心是相符合的。

尽管俾斯麦坦言对中国事务未曾留意，但他依然凭借自己的雄韬伟略和统一德意志的功绩吸引了晚清中国人的目光。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维新派——根据救亡图存的需要，将俾斯麦塑造成了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形象。如果说志刚和王韬等人的著作仅仅是俾斯麦形象的初步输入，那么经过19世纪末政论著作、报刊的大量宣传介绍后，俾斯麦“天生人才，以翼世运”的英雄形象便得到了正式的确立。而他的“铁血政策”等主张也被部分国人视作救国良策而加以宣传。

1897年，蔡锷考入长沙时务学堂，“习英文、算学，研究群经”，翌年，他写下《〈后汉书·党锢传〉书后》一文，在文中遍数古今中外英雄豪杰，称：“德之灭于法也，俾思（斯）麦党出，而仇复矣。”^[17]将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的胜利归为俾斯麦的功劳。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曾撰有《与许君如山、杨君昭白论宪法》一文，强调宪法的重要性。在论及君主立宪制国家时，文章提到“德意志前皇威廉以坚苦卓绝之行，建联邦集合之举，又得贤臣卑（俾）思（斯）麦以为之佐，用能一战胜法，强莫与京”^[18]。郑观应将俾斯麦作为普鲁士能够战胜法国、建立联邦的重要原因，并将此作为立宪政体优越的代表：“此君主立宪效果之明验者也。”由此观之，俾斯麦等人开创经营的君主立宪制的德国为维新派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来源。

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对俾斯麦极为看重。在他心目中，俾斯麦是“英雄”的典型。梁启超曾专门撰写《俾士麦与格兰斯顿》^[19]一文，认为俾斯麦是“欧洲近世大政治家”，“俾公为谋德国之合邦，或行专断之政策，或出压制之手段，几次解散议院而不顾，几次以身为舆论之射鹄而不惧”，他始终抱定“统一德意志列邦”之主义，“初以此主义要维廉大帝而见信用，继以此主义断行专制扩充军备，终以此主义挫奥蹶法”。梁启超认为俾斯麦为既定目标坚持其抱定主义，“虽千山万岳一时崩拆而不以为意”。这一点和后来的俾斯麦传记作家的认识是相似的，可以说是认识到了俾斯麦性格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20]

梁启超认为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是实现民族强盛的正确道路。俾斯麦执政之前，普鲁士“首创举国皆兵之法”，俾斯麦“复以铁血之政略，达民族之主义，日讨国人而训之，划涤其涣漫荥靡之旧习，养成其英锐不屈之精神”^[21]，威廉二世即位后，才得以以此为基础，实现帝国主义于世界。

晚清时期报业迅速发展，承担着宣传政治主张，开启民智的功能。报刊也是广大中国人了解认识俾斯麦最普遍的渠道。久居中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专门译文介绍俾斯麦。文章将俾斯麦称为“当世一大伟人”，把他塑造成神机妙算、能预知未来的形象，“王欲跻普于日耳曼群国之上，沉几观变，念非败奥不为功。既使于奥，阴诇其隙，遂定蹶奥之计。”随后，俾斯麦任驻法使节，“王于奉使之余，周访法事，更定复仇之策”。^[22]如此生动的描绘其实已经与事实不符。李提摩太在《泰西新史揽要》一书中称俾斯麦“经文纬武”，此外还重点介绍他的忠君思想，“君王之位，惟天所赐，此理亘古不易，人奈何妄疑定理哉？”参政之后，每每“激昂慷慨，力助普王，以保大权”。^[23]《泰西新史揽要》曾被广泛用作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的教材，同时也是广泛流行的社会历史教育读本，这本被梁启超称作是“西史中最佳之书”^[24]的书籍如此推崇俾斯麦，对俾斯麦形象在中国的流传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www.xing528.com)

中国人自办的报纸也曾专门发文介绍俾斯麦，1903年，陈蜕庵在《新民丛报》发表《铁血宰相俾斯麦传》一文，对俾斯麦生平进行了全面翔实的介绍。陈蜕庵称俾斯麦为“能利用时势之英雄，而亦能抗逆时势之英雄也”。19世纪，民族主义风潮席卷欧洲，俾斯麦乘此风潮而起，抱定“铁血政策”以造就德意志帝国。此为顺应时势；在面临自由主义大潮时，俾斯麦亦能“展其专断政略于自由漩涡之间，坦然成功而去”，此为抗逆时势，与舆论为敌。^[25]

复旦大学的邹振环曾详细论述了“外国英雄人物系谱”的观点，他认为，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风潮中，国人为了发扬民族主义，救亡图存，“着手编造中国‘民族英雄’的光荣系谱”^[26]，俾斯麦和华盛顿、拿破仑等人均为中国人“英雄系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末民初的俾斯麦传记中，多位作者不约而同地将俾斯麦和拿破仑联系在了一起。《德前相俾士麦王传》称俾斯麦“生于西历一千八百十五年四月一号，当中国嘉庆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是年，英合各国水师与法国拿破仑第一皇之师，大战于华忒路，英胜而法蹶。欧洲君若民始脱法之羁绊。时王坠地，甫二月耳。”^[27]《俾斯麦时代之德国》一文称：“俾斯麦生于一八一五年，即滑铁卢战争之年也。一大英雄甫收幕，而一大英雄又来此世间，岂天之不欲此世界寂寞耶？抑何巧也。”^[28]拿破仑的形象早在1837年便传入中国，他的形象历经60余年流变，在时人心目中已成为“雄才伟略，诸侯稽首”的英雄人物，^[29]梁启勋等将1890年致仕，去世未久的俾斯麦与之并列，足见俾斯麦在中国的影响。

在与西方英雄比较的同时，时人还试图将俾斯麦纳入传统治世能臣的系谱中。《湘报》所载《俾士麦小传》写道：“法兰西，德之世仇也，德王威廉之父富利得力第三为法所虐。”随后即位的威廉誓复国仇却无可奈何，所幸有俾斯麦的鼎力相助，才得以战胜法国。作者称威廉一世得俾斯麦为相“固不啻勾践之于范蠡也”^[30]。文末，作者又将俾斯麦比作“欧洲之管夷吾”。无独有偶，1909年的《范蠡俾斯麦合论》一文也将俾斯麦和范蠡并列，“越生聚教训，阳事大，阴备战，不二十年而沼强吴者，范蠡也；以仅存之普合数十残喘小邦联成德意志帝国，掮奥大利而败法兰西者，俾斯麦也。是二子者诚军国之伟人而铁血之英雄哉”。^[31]文章认为俾斯麦能够安于位、竟其志的一大原因是“与维廉帝同心同德”，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德国为君主立宪国，俾斯麦功高震主，但以国民为后盾，才成就帝国伟业。管仲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范蠡则帮助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复仇。两人均为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良相的代表，将远在泰西的一君一相比作传统政治中的明君贤臣，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对俾斯麦认识的一个方面。

清末民初的俾斯麦在华形象寄托着国人救亡图存的愿望，但也有人关注着俾斯麦的实际主张并加以效仿。杨度曾于1907年撰写《金铁主义说》，该文的直接基础便是俾斯麦的“铁血主义”思想，“毕氏马克以普霸德，以德霸欧者，实全以兵力从事而为铁血主义之成功也”。^[32]俾斯麦能够纯粹以军事力量称霸，是19世纪中叶世界经济战争“未至如今时之烈”之故，杨度认为20世纪初的世界更强调经济战争，“若仅以铁血为立国之主义，则将全国皆以军事部勒……则民智将日暗，而民德将日薄，因而民力因以不振，社会之经济状况必日即于萎败。”中国如果想要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下立足，除了“铁血主义”外，更需要“经济的军国主义”，只有将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两者相结合才能真正地革新政治，开启民智，伸张国力。俾斯麦以“铁血宰相”号称于世，依据“铁血政策”提出自己的主张，可以说是认识上的一种深化。

进入民国以后，俾斯麦及政治主张也有其生命力，主张效法德国，建设民国的声音依然存在，梁启勋的《俾斯麦时代之德国》一文即是其代表。1915年，梁启勋在《大中华》所发表的这篇文章对俾斯麦的一生进行了相当详细的介绍。文章首先介绍俾斯麦领导的三次王朝战争，梁启勋对俾斯麦的思想变化进行了细致的梳理，除了“铁血主义”，尤其着力于俾斯麦的君权主义、开明专制思想，还介绍了俾斯麦任内制宪措施。该文对俾斯麦对内政策介绍的详细程度远超晚清同类文章，对俾斯麦“草定新宪法，确定普鲁士权威”等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也和民国初年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民国初年，破坏结束，建设开始，制定法律成为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梁启勋着重介绍俾斯麦的法治措施正是顺应时代需要。同时他还指出：“夫今中国人所最宜则效者为何事，则列强始建国时或始改政体时之事，是已其最近而最足使人兴起者，孰有若德国哉？”^[33]明确提出民国应当师法德国，以资建设。

纵览清末俾斯麦形象输入中国及其传衍过程，从时间跨度来看，俾斯麦形象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借志刚、王韬等人之笔输入中国，初步进入中文世界，19世纪90年代以后，改革派人士借俾斯麦表达维新改革的志向，寄托救亡图存的愿景。同时，报刊的大量介绍使得俾斯麦“天生人才，以翼世运”的英雄形象得以被国人广泛接受。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和报刊对俾斯麦的介绍都集中于他的外交手段和成就等方面，对内政方针则鲜少提及，这一方面和俾斯麦本人专擅有关，另一方面和当时中国现状有关，晚清中国面临着严重外患，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这些自身因素都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外交家、军事家”的俾斯麦形象更加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