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儒学在地方社会秩序中的作用与角色

《问津院志》卷四所载邹亘初《记萧康侯逸事》中有一则故事：

黄邑有两弟争兄产，时天台耿先生率门弟子刘拙斋、萧康侯诸公讲学问津书院，两人前赴质。天台曰：“尔所争是尔兄所遗否？”曰：“然。”先生曰：“兄产仍如前否？”曰：“兄时已卖半。”先生曰：“卖产时尔涕泣否？”曰：“产为兄卖，何至涕泣。”先生曰：“尔兄殁时尔涕泣否？”曰：“兄弟至性，那得不泣？”先生曰：“尔兄卖产不泣，兄殁而泣，可见田产不重于兄弟。今以争产伤兄弟之情，何待死者厚而待生者薄乎？”两人泣然，不忍复言。^[34]

故事中两个弟弟最终有感于兄弟之情，都退出了对家产的争夺。最终家产如何分配，虽不得而知，但两人“不忍复言”则表明，在邹亘初看来，兄友弟恭的理想确实在耿定向的教诲下实现了。书院在维护地方秩序中的作用，学者研究颇多。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类故事在史传之中屡见不鲜，有“模式化”之嫌，兹仅举早期一例。《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记载：

邻里有争财者，持兵而斗，凤往解之，不已，乃脱巾叩头，固请曰：“仁义逊让，奈何弃之！”于是争者怀感，投兵谢罪。^[35]

在这一故事中作为隐逸之士的高凤显然不是超然世外的，而是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36]随着社会变迁，士绅逐渐扮演其维护社会秩序的角色，不同的是，后代书院士绅并非汉末社会逸民，士绅与王朝秩序的联系更加紧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到清代中叶以后，书院实际上已经成为依附服务于国家权力的工具”^[37]。

这种故事屡见不鲜，今日看来应当保持批判的精神。中古史传中的书写模式一直持续到后世，正如《史通》所谓“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38]尽管耿定向对两兄弟的教导很可能起了作用，“史相”与“史实”非常接近，但作为《问津院志》中的一个故事，其最重要的功能，乃是宣扬书院与儒学对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护作用。^[39]在这里，“史相”之美相较“史实”之真更加重要，因为它反映的是儒士的真实理想。

不过，虽然书院及其背后的儒学对维护社会伦理秩序有作用，但也难掩冲突。《问津院志》卷二在叙述书院建置时，多处提及了乾隆初年佃民张若愚“冒租争田”一事。据乾隆六年（1741）书院方面指控，张若愚自其父以来“逐年短租”，从而给书院财产造成损失。最终在“倡兴文教”的知县的判决下，张若愚被“押令退庄，仍予重杖”，且“倘再滋事，倍加惩处”^[40]。不过，这一事情一直拖到乾隆十年（1745），张若愚“仍翻控不休”，院志称其“逞蛮抗法，刁徒冥顽至此极矣”，最终张若愚被“重责三十板，押令偿还稞谷三石，退出田亩，听书院管事批佃。”如果“再敢抗违，立拏大枷枷示，尽谨法重处”^[41]。此后不见相关记载，此事当就此告终。对于知县邵丰鍭的判决，书院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他：“锄奸剔弊，洁己爱民，卓有贤声。悍佃张若愚捏占鄢山祭田，讯鞫杜案，畏服如神制。”^[42]书院对于财产、田亩的重视，单看书院志中一串串的捐款人名、院田列表便可知一二。总体而言，书院虽一方面属于民间的组织，但另一方面与官府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的，同时，在书院志的撰述中则常常凸显前者。

从本文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问津院志》的编纂，体现了问津士人对孔子师徒“问津”渊源与宋元之际讲学源流的努力追溯与历史记忆、对科举制度的微妙态度、对儒学维护社会秩序作用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官方与民间倡兴文教的大力赞扬。这些叙述有实有虚，但都反映了书院志编纂者的个人意识乃至一种社会文化观念。总而言之，探讨书院志的撰述，将有助于我们丰富对明清士人社会文化心理的认知，深入对书院史乃至社会文化史的认识。

＞＞老师点评

2016年，我和毛海明老师都刚来岳麓书院工作，加入邓洪波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组，负责几本书院志的整理工作。岳麓书院从2009年就已开始实施本科生导师制，毛海明老师是王博的学业导师。书院一向鼓励导师让学生参与到课题中来，王博在毛老师的指导下接触了《问津院志》，着手文字录入和点校工作。相当于在勤工俭学的同时，开始了最基本的历史学和文献学训练。后来毛老师出国访学，将王博托付给我。当时书院有“本科生治学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用于支持一心向学的本科生。王博已有一定的学术积累，于是积极撰写申请书，并发展李柏杨等为自己的课题组成员，最后顺利立项。到2018年，王博又在“本科生治学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的基础上，继续申请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和创新训练计划（SIT）”项目，并成功获得国家级资助。这篇文章，实为岳麓书院“本科生治学能力提升计划”和SIT项目的副产品。

身为指导教师，看到他们一步一个脚印，从最初录入文字时连繁简体字都分不清，到现在能写出如此规范成熟的史学论文，内心是非常欣慰的。他们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得益于岳麓书院良好的学术氛围，让学生能够沉下心来，埋首故纸堆。其次是毛海明老师指导有方，从一开始就为王博定下了适合于他的培养方案，从最基础的史料入手，逐渐进入治学的门径。再次，也是最重要的，王博、李柏杨勤奋好学，热爱自己的专业，能在学习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精诚合作，共同进步。相信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他们在书院历史系学习四年的见证，也是他们收获友谊、感受学院和师长关怀的纪念。

回到这篇论文，它的优点也非常突出。第一是行文、注释很专业，表明作者已充分掌握了史学论文的写作规范。这将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很好的基础。第二是视角独特。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虽然近年来与书院相关的论著频出，但从“历史书写”角度切入的尚不多见。以往的书院研究，从文献学、哲学、思想史的角度已有很多成果，这篇论文无疑是一篇标准的史学视角的论文。第三是方法创新。这一点实际上和第二条直接相关。作者深受武汉大学胡鸿先生的《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的影响，用“史相”与“史实”来分析书院志与书院志编纂之间的关系，举一反三，显示出他们较强的学习能力。近些年来，史学界关于“历史书写”“文本分析”“话语结构”的讨论风起云涌，掀起了新文化史的研究热潮。相对来说，在书院研究这个领域，所用的方法还是以传统的考据为主，李柏杨和王博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积极运用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来分析《问津院志》的编纂，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如果本文能将最后一次《问津院志》的编纂背景与清末湖北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状况做更紧密的结合，则这篇论文将更有深度。

论文指导老师　向 珊

＞＞老师点评

王博同学进入书院以后，选择我做他的学业导师。让他参与书院志的点校工作，主要是想培养他的文献阅读能力，以及踏实、认真的学术素养。

年轻人好动，对于未来有时也捉摸不定。我向来的主张，是给予充分的自由，让学生自己来思考和把握未来，任何人都代替不了年轻人自己的思维。王博同学自开始做些点校工作以后，通过接触古文献，实际操作，慢慢能够静下来，做一些具体事务。同时也把这项工作培育成“本科生治学能力提升项目”，用几年的时间坚持把它做出来。我认为，这项工作给他带来的，应该不仅仅是在治学能力上的提高，相信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塑造自己的性格等方面，对他也有极大的帮助。

经过反复考虑后，王博同学最终决定选择考研，继续深造。我为他高兴的同时，也希望他能继续踏实进取，争取获得更大的成就。

学业导师　毛海明

【注释】

[1]李国均（主编）.中国书院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白新良.中国书院发展史[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2]李国均（主编）.中国书院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3]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修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5]目前几乎每年都有关于书院史的研究综述发表，例如：赵伟，邓洪波.2016年书院研究综述[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08（1）：115-120；肖啸，邓洪波.2015年书院研究综述[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18（1）：107-114，其中指出目前书院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文献、祭祀、改制、建筑等方面。

[6]相关研究甚多，以中古史为例，参看孙正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J].文史哲，2016（1）：21-37.

[7]本文所主要研究的《问津院志》，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刊刻的《问津院志》，在我们申请的“本科生治学能力提升计划”中，对《问津院志》全书进行了点校，以下不再标注页码。

[8]问津院志：卷4·讲学[M].

[9]问津院志：卷5·先正[M].同卷载陈大章考证，认为龙仁夫不可能“屈节事元”，旧志传中称其任陕西提举，肯定是“所授未就”，龙仁夫“确为有宋一代完人”，这其中更多的无疑是院志编纂者的看法。

[10]问津院志：卷5·先正[M].

[11]问津院志：卷5·先正[M].

[12]黄冈县志：卷五·学校志·书院[M].清光绪八年（1882年）刻本.(www.xing528.com)

[13]只有蔡志荣、周和义《书院与地域社会：〈问津院志〉的文献价值》（《兰台世界》2009年第4期）一文略有涉及。

[14]王抡士.问津院志：卷首·康熙院志原叙[M].

[15]王会厘.问津院志：卷首·续修问津院志叙[M].

[16]问津院志：卷五·先正[M].

[17]谢新明，王元生，（主编）.问津史话[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张武（编）.问津文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余文祥（编）注.问津诗赋[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李森林（编）.问津人物[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18]刘元.地方士绅与地方文化秩序建设——以湖北问津书院为中心的研究[J].兰州学刊，2013（4）：；柏俊才.湖北问津书院讲学与黄州地区儒学的传播[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63-68.

[19]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23.

[20]问津院志：卷4·讲学[M].

[21]问津院志：卷5·先正·讲学[M].

[22]黄彦士.问津院志：卷首·问津旧志原叙[M].

[23]学者注意到，历史上以黄帝、炎黄为华夏祖先的建构，促进了族群的凝聚。（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C].“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台北：“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2003：3；李凭.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J].中国社会科学，2012（3）：149-181.）文化上的“攀附”，虽与真实不合，却也具有另一种更重要的意义，这比单纯的“史实”更加重要。

[24]王抡士.问津院志：卷首·康熙院志原叙[M].

[25]参见赵宇.儒家“亚圣”名号变迁考——关于宋元政治与理学道统论之互动研究[J].历史研究，2017（4）.对相关学术史的梳理。

[26]论语·微子[M]；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7]问津院志：卷6·艺文·问津书院记[M].

[28]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88-304.

[29]问津院志：卷4·讲学·会课[M].

[30]王会厘.问津院志：卷首·续修问津院志叙[M].

[31]王会厘.问津院志：卷首·续修问津院志叙[M].

[32]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67-287.

[33]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J].中国社会科学，2006（1）：191-204.

[34]问津院志：卷4·讲学[M].

[35]范晔.后汉书·逸民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769.

[36]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M].徐谷梵，李济仓，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9-23.

[37]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78.

[38]刘知幾.史通通释：卷8·模拟[M].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03.

[39]参看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89-300.

[40]问津院志：卷2·建置[M].

[41]问津院志：卷2·建置[M].

[42]问津院志：卷5·先正[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