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问津院志》中，宋元之际的龙仁夫可称是问津书院讲学第一人，所谓“立院讲学，自宋龙麒洲先生始”[20]。考其传记，其后半生绝意于仕宦，侨居黄州，只是在孔子山下讲学，同时以著述自娱。然而龙仁夫殁后百余年，才有明代郭庆、吴良吉等人聚众讲学。如前所论及，此间百余年的问津史事记载大都阙如，可以认为，龙仁夫之讲学，与明代中后期书院的发展并无直接关联。事实上，院志关于龙仁夫的事迹已有不少模糊之处，例如其仕宦经历、是否入元为官等等，最后修志者断定龙仁夫并未担任元朝官职时，也只能说：“虽记载讹传，其不得没先生之高节名甚。”[21]由此可见，后世之视龙仁夫为书院讲学先驱，“大兴问津之业”[22]，很大程度上属于攀附，而正是这种“攀附”（并非贬义）[23]，赋予了晚至明季方才兴起的问津书院以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蕴，推动了数百年来当地儒学的传播与士绅的凝聚。
相较宋元讲学诸儒，书院志编纂者更为看重的是“问津”名称的渊源。历观院志所载各《叙》，无不援引“孔子使子路问津”之事，如王抡士谓：
问津书院始自执舆一问，一圣一贤，四顾踌躇，徘徊津上，不谓耦耕冷眼默伺潜窥，趣或不同，然味其滔滔、莫易、知津数语，究未尝不诧吾夫子之道大莫容，共相致难，因为此不得已之语也。而津遂以问名。后之人因津遡问，见圣无由，仿佛在辙，流连此津，乃共羹墙乎庙，以四时习礼其中，谓圣辙虽往，圣道无穷，故群起而抱吾夫子之遗经，以日陟降于至圣在天之灵。是庙祀所由来，亦即书院所托始矣。观汉末及齐、梁人文字中，多称孔子河、孔子山，亦可概见。[24]
关于孔子问津典故对问津书院的意义，无需多言。下面只举一例，即问津典故对书院祭祀制度的影响。
如所周知，随着宋元明间理学的逐渐兴起，孟子代替颜回，成为儒家道统中的“亚圣”，到明清时期，孟子仅次于孔子的地位已经制度化，学者对此讨论颇多。[25]在文庙礼制当中，大都是孟子配享孔子，此外诸贤皆在其下。然而问津书院文庙中却突出了子路（仲子）的地位。康熙、道光两所修院志载文庙图，皆有仲子祠，而在《问津院志》各卷中却找不到有关祭祀孟子的记载。在“孔子问津”[26]的典故中，子路无疑是一个重要人物，文庙建筑格局以及祭祀典制中重视子路，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向人们提醒问津书院与至圣先师的联系，从而塑造书院的“道统”。(www.xing528.com)
然而，“孔子问津”究竟在何处，众说纷纭，实难考证。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问津书院诸士人对于“子路问津”的实际地点并不是一定要深究，诚如吕德芝在《问津书院记》中所说的：
《论语》记子路问津，记其事也，未言其地。《史记》载孔子自叶反蔡，见沮溺耦耕，使子路问津，其在叶在蔡，亦未有定地也……皆未可知也……圣人之遗迹，人乐援之，以为邦域重……至书院之设，始于宋之龙仁夫，成于明之萧康侯，建立殿庑买置祭田，春秋两祀，一遵典礼而乡之人士无远近，讲艺课业于其中，规约井然，长幼有序，彬彬乎礼乐衣裳地也……津其托足之始基也。可勿问欤？可勿知欤？……有心世道者接踵而振兴之，安知两汉文治之不可复起耶？至其地之在黄在叶，两存焉可也。[27]
他指出，虽然子路问津“在黄在叶”，均有证据，“皆未可知”，但是实际上，由于问津书院自宋代以来已经逐渐成为当地文化事业胜地，所以孔子问津究竟在何处，“两存焉可也”。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将问津书院的缘起定于汉代，这比明清士人将问津书院讲学追溯至宋末龙仁夫的认识，和“史实”相去还要更远，而其面对往事的态度，亦不如前引吕德芝的《问津书院记》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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