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先略述问津书院与《问津院志》的情况。问津书院位于今湖北省武汉市东北，一度十分兴盛，至今仍是一处景点。根据《问津院志》的叙述，书院起源于宋元之际，史称其“立院讲学，自宋龙麒洲（龙仁夫）先生始”[8]，龙仁夫曾任浙江儒学副提举，湖广、陕西儒学提举，宋元易代后“筑室问津”。[9]然而，综合相关资料，可以发现此后问津书院长期名声并不显赫，有元一代及明初，在《问津院志》以及其他资料（如各种地方志）中几乎找不到关于问津书院的事迹。直到明代中期以后，书院规模才逐步扩大。先后有舒昆山、卢浚、孙光祖、耿定向、萧继忠等名流主持修建、扩建书院，还曾政治捐款，并延请名儒讲学，史称：“逮明隆万年间，诸大儒辈始出……书院讲学至此，号为极盛。”[10]晚明时代政治与思想界潮流涌动，问津书院亦参与其中。
然而，明清之际书院在战火中被毁。据记载，“时流寇楚毒，问津一席鞠为茂草，（王）士龙爬搔劫灰，芟葺以资讲肄。”[11]直到康熙初年书院才得以重修，邹亘初、操之盛主持其事。此后道光年间也曾扩建书院。[12]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中书院再次被毁，直到光绪年间书院才逐渐复兴。然而不久，书院便成为历史。
问津书院志编纂了多次，研究者在此方面着墨不多，[13]今参考光绪《问津院志》卷首的记载，略叙如次：
第一次，明代后期问津书院落成后，第一次编纂了院志，黄彦士为之作叙，此院志已经不存，目录也没有收在光绪院志中，该书在清代当已经散佚。
第二次，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前后又组织编纂了院志，王抡士、王风采为之做叙，王抡士称其：“爰考郡邑前俊志、儒先语录、遗书、家乘、轶事，并访问各故旧子弟所传。凡片文只字，事稍关乎此者，无不备录。时往质之雨山太史。偏发群书，积日累月，互相考订，始得稍有所集，共成九卷。”[14]此院志为王抡士、陈仲夔等多人纂修，其目录保存于光绪《问津院志》中。
第三次，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再次纂修院志，万承宗在院志的叙中提及参与编修的有梅玉亭（名熟）、孙文庵（名开焕）、操挥五（名南熏）等人，该院志的编修历多人之手，数年才编成，庚子院志今亦未能找到，光绪间王会厘称其“蠹编断烂，版毁于兵”[15]，该院志内容大都编入今存光绪《问津院志》。(www.xing528.com)
第四次，清光绪三十年（1904）最后一次编纂院志。王会厘与问津诸理事徐辰甫、王楚才、沈子木、梅书山、徐彦人诸人商定并纂成院志，体例仿照《白鹿洞志》和《孔宅志》，共六卷（形胜、建置、祀典、讲学、先正、艺文，其中建置一卷又分上下），又额外有卷首、卷末二门，王会厘等人续修的《问津院志》，即是本文的考察对象。
这四次院志的修纂，背景不尽相同，其中：第一次编纂在问津书院初兴之时，第二次在清代书院复兴后不久，第三次在鸦片战争之初，第四次则是当庚子之难后。不过，不难看出的是，这四次修院志的修纂都与书院乃至王朝的兴衰历程紧密相连，承载着书院坎坷发展的历史记忆。与地方志不同，书院志的编纂，全是儒学士人主导其中，因而能够更大程度地反映儒士自身的价值取向，他们虽大都官职并不显赫，但多拥有科第功名，作为士绅阶层在地方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历代修书院志的士人抱着种种情怀参与修成了书院志，作为文本撰述者，他们在史实考据方面大都十分严谨。兹举王会厘等修《问津院志》中的一个例子，即《先正·张绪传》卷五中关于传主（号张甄山）姓名和籍贯的考证。在编纂者所加按语中，引证书目，除旧志外，还有《三楚文献录》《湖广通志》《黄冈县志》等书。考证者列举了多重证据，构成证据链，并加以合理推断，最终推定张甄山名绪，字文纶，为汉川人。[16]做这样并不显赫的人物行事的考证，能够如此精审，足以说明撰者用力之深以及其对问津书院历史的钟情。不过，正是对书院历史的钟爱，反而使得撰述者在《问津院志》的字里行间，总是无声地透露着史家的个人意识。无疑，这些文本生成者的个人意识也是重要“史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待我们去深入发掘。
当前对于问津书院与《问津院志》的研究方兴未艾，尚有很大开拓空间。虽有若干著作出版，但大都属于普及性质，所涉不深。[17]其他一些论文，涉及了书院与儒学传播、社会秩序、《问津院志》的史料价值等主题，[18]亦皆与本文主旨有所不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