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甲襄校录》点校前言的优化筹划

2013级　李屹轩　2014级　贺向前

《癸甲襄校录》是光绪二十年（1894）冬由四川尊经书院刊行的晚清经学家岳森的文集。岳森，字林宗，四川南江人，因为关于他的史料记载甚少，今人对他的了解并不算多，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儒林》中有一段关于岳森的简短介绍：

森字林宗，南江人。子雄，字孟雄，德阳人。皆湘绮弟子也。皆通群经，攻文史，皆中年死。森著《考工记考证》《说文举例》《蜀汉地志》。子雄著《古文尚书考》《礼经表》《宫室考补》《榖梁凡例》。森书皆刊行，子雄书唯刊《宫室考补》。二人汲考古文，足继师说，虽深造弗逮廖平，而通博过之。森拔贡，景山官学教习，未及叙官。子雄举人。^[1]

这段介绍后来为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和萧一山《清代通史》所采，但由于其仅记岳森的姓字、籍贯和著述名称，实在不足以藉此深入了解岳森。2012年《经学的新开展》一书中刊出了岳森的作品《为学通议》，由吴仰湘先生点校并根据《癸甲襄校录》和其他相关材料为之解题，方使众人得以管窥岳森生平与著述的大略。

从岳森的诗文中可知，岳森生于咸丰三年（1853），虽然他自称是岳飞的第二十六代孙，但实际上于史无考，岳森在《秋日田园赋》中自称“隶籍下邑，世居草莽，性厌市□，山庄自怡，巴渠利阆之间，有先人之敝庐存焉”，可见他的家族应该世居四川，且无显宦。岳森十二岁时“始就外傅”，十五岁应童试，并在光绪二年（1876）的科试中脱颖而出，受到当时四川学政张之洞的赏识。岳森在《分印成均课士录自序》中记称：“南皮张夫子取森古学冠本郡，复以第一名取入县庠，调住尊经书院肄业，自是得从湘潭王先生游。”在四川尊经书院求学时，岳森深受张之洞和王闿运学术趋向和思想的影响，他在目录学、说文学和礼学方面用力颇深，并经常得到王闿运的赞赏。他对这两位先生都极为感激，在诗作中记录其跟随王闿运问学时说“幸侍缁帷侧，遥窥周孔心”，在听说张之洞右迁其官时称“颂为朝廷作，情与师门亲。顾奋枚生笔，羽书赞经纶”。光绪八年（1882）岳森离开尊经书院，回家授徒，著成《说文岳氏学》五卷，开始撰写《三代庙学考》。三年后岳森被选为拔贡，但在次年朝考中名落孙山，便投考当时由王先谦和盛昱等人主持的国子监，得留置南学。在国子监期间，岳森发奋著述，作成《祭器考》《礼记类述》《禘祫大小通考》《周礼保氏教》等。光绪十四年（1888），岳森因为在国子监课试中屡次得优，得选为镶蓝旗官学汉教习。光绪十七年（1891）岳森因为父丧开缺回籍。光绪十九年（1893），在时任尊经书院院长伍肇龄的推荐下，四川学政瞿鸿机聘岳森担任尊经书院学长，并充襄校。光绪二十年（1894），岳森再次赴京参加秋闱，但是依然未中，只好自京返蜀，当时岳森“行箧中携有分印《成均课士录》及杂著数册，同学见之，谬相转钞，犹病未溥，请付剞劂”。由于当时伍肇龄对岳森的评价甚高，称其“著述宏富……治学醇正，识力精迈。知刊刻所著亦必有益士林，与廖竞美，因力恿之”。于是同年十月，尊经书院便刊出了岳森的《癸甲襄校录》。

《癸甲襄校录》共分为五卷，收录岳森的经说十九篇，小学三篇，杂文三十三篇，赋十五篇及诗作二百八十六首。岳森在《例说》中将其分为“经学”和“词章”两大类，“经学必略有师承，词章必稍具体格”，总体以经、诗、赋、杂文为序。其中经说部分按三礼、《易》《书》《诗》、小学为次，岳森将礼学著述置于易学著述之前，集中反映了他的经学思想，而将小学置于末尾则是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之例。岳森称《癸甲襄校录》的杂文部分所收，“遵仿乾嘉老辈文集，多载发明经义、剖晰流别之文；其次选录拟古论史之文；再次乃慎选应官课、讲经济之文；自余拙作，悉不录入”。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岳森在集文章成书过程中所依准之体例明显受到了乾嘉学术趋向的影响，是当时晚清学风的反映。

纵览《癸甲襄校录》的内容，岳森经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尊郑和崇尚礼学。郑玄在岳森宏观的经学史认识当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岳森在《为学通议》的《择术第七》中，将自汉至清两千多年的经学史划分为汉、宋两家，许、郑、朱三学，极为精彩，故不避繁冗，录文于下：

夫慎今古之防，守师承之界，或早兴，或晚盛，各有渊流，由武、宣抵顺、和，初无侵越，是之谓汉学。高密后起，破除积习，衷群言于一是，汇众说而求通，于是变而为郑学。洨水叔重，本古学家，耻向壁虚造，作《说文解字》，直诂形义之本，兼括声读之全，遂得与《尔雅》相肩摩，为经学之首辅，于是有许学。濂溪周子，遂起宋初。二程继曜于河南，张载希风于关内。不屑章句，直研义理，越迹合神，超华取实，是之谓宋学。龟山去洛，斯道遂南。罗、李再传，诞兴朱子。要诚正之归，必循途于格致；穷太极之奥，亦取径于注笺。文质交修，博约并理，于是变而为朱学。

在岳森的经学史认识中，郑玄为“汉儒之极致”，自明至清初，许氏之学和朱子之学相继兴起，乾嘉之后，至于岳森自己所处的时代，则郑学、汉学和许学盛行。《癸甲襄校录》中所收岳森的多篇经学著作都明确表达了岳森尊郑的思想，岳森在给廖平的书信中也明确说明他承认郑玄在经学中的宗主地位，称“康成调和今古，自为当涂已降经学家所宗主。……汉之郑氏、宋之朱子二君于艺林无遗憾。”

清人崇尚汉代学术，重视考据，“于小学则宗许氏《说文》，于经学则盛推郑氏康成”，胡培翚在《汉北海郑公生日祀于万柳堂记》中也曾说过郑玄乃“集汉学之成”，并亲自组织在郑玄生日那天祭祀郑玄，尊郑乃清乾嘉以来之风尚，纵使岳森亦豫此流，不足特表。但是岳森尊郑不仅仅表现为在宏观的经学史中承认郑玄的宗主地位，而是更加具体地体现在他的经学研究之中。岳森一生用力最多的即为礼学，不可避免地要与郑玄展开对话与讨论，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曾说：“礼是郑学”，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认为“郑君遍注群经，而以三礼贯串之。其注存者，今唯三礼注及毛诗之郑笺，而笺毛犹在注《礼》后。《礼》注存者，亦以郑注为最先。魏晋以来，学者治《礼》，咸以郑注为宗。孔疏：礼是郑学，诚非虚言。”

岳森在研究具体礼学问题时，基本不可能绕开郑玄，因此岳森诸多礼学研究文章都是以郑玄为起点，如他在《禘祫大小通考》中便称：“所有禘、祫之说，人执一义，义执一词，自生荆棘，转相蒙翳，初犹偏执，久益混淆。撮其要害，皆由有所未辨耳。……其间持论最着，为后学所奉宗者，莫如何君劭公、郑君康成。……分经文为四系之条说，以正本清源。然后取《诗序》《礼记》诸文，并录郑注，间采王笺，仍依《春秋》之例，列为四类。”岳森认为自六朝以至于清，经学家对禘、祫问题的讨论犹如聚讼，但实际上却各执一端，互相错谬，想要将此问题正本清源，还是要从郑注出发。

但是，岳森尊郑并不代表他泥郑，岳森对郑注的态度绝非是亦步亦趋，相反正是因为岳森的礼学研究都是从郑注出发的，所以他常常能发现郑注的问题所在，并直接将之指出，他说：“虽宗何学者可以善为之回护，郑之禘祫志亦极能自圆其说，而其词各有所强，即其义均有未安也。……郑君专精三礼，旁通《易》《书》《诗》，其于《春秋》，第涉左学，未足以洞究其全旨，故于他类礼解无不兼综条贯，至精至当，惟此禘、祫一义，亦多迁就之处。”岳森认为郑玄之学的特点在于通博，长处在于兼综条贯，但是在一些具体的礼学问题上有时却“随文解之，不置深辩”。因此岳森在研究具体的礼学问题时“不尽从郑注”，“一取决于经文”，常常从分析郑注理论的根据和立场出发，来分析其得失，得出与郑玄不一样的结论，他的《禘祫大小通考》《“豆笾刑在东房”解》和《朝士注“王有五门”五门之次先后郑不同说》等文章都是如此。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岳森在驳郑的同时也经常回护郑玄。岳森认为“郑君朴学，依经立注，殚精极博，而条理明通，绝无陵乱牵强之弊”，因此每每郑注中出现一些问题错误时，岳森便尝试对郑玄抱“谅解之同情”，推寻郑玄致误之由，称“其误在注，与疏无与，亦非郑君之自误，有使之误者，然后其注乃误。悉心推勘，有无难得其致误之由与”。同时，在岳森自己的认识当中，虽然他经常驳郑玄之议，但是，“株守一门，两汉旧习；郑君晚出，遂变初风。故注礼不拘杜、卢，笺诗辄纠《毛传》。不尽从郑注者，正其宗郑学之派”，他驳斥郑学正是由于他深体郑玄之法。

岳森尊郑又不泥郑的态度不仅仅体现在他的经学研究中，还体现在他与同时代人的交往过程中。王国维先生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曾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晚清蜀地今文经学者廖平正是“学新”的典型代表，清光绪十二年（1886），廖平的成名作《今古学考》刊布，他主张以礼制平分今古的思想，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廖平的《今古学考》完全站在今文学家的立场上，责难今古学混乱的罪魁祸首就是郑玄：“今注古学，乃欲兼有今学之长，采今易古。正如相者嫌一人耳目不好，乃割别人耳目补之，不惟无功，而且见过。”而郑玄“混同今古”的解经方法是“徒劳唇舌，空掷简札，说愈繁而经以愈乱，大约意在混同江河，归并华岱，自谓如天之大，无所不通，乃致非类之伤，各失其要也”。之后郑玄开今古学混乱之先河，王肃继之，今古学遂混乱不可挽回，廖平认为自己著《今古学考》正是为了救郑玄、王肃之弊病。

岳森在光绪十三年（1887）冬国子监课试当中所作的《为学通议》中对此说法予以了明确的反驳，认为此等信口雌黄的观点是“好滋新议”。岳森先是肯定了郑玄“混同今古”的做法，“窃谓今、古二学，汉学也。康成之学，郑学也。汉学各守其诂，其道为最精；郑学统守群诂，其道为至博。而但能古训是式，弗类师心自用，皆不愧通经之津逮，守诂之法程也。”他认为无论汉学之“各守其诂”，还是郑玄之“统守群诂”，都是解经之正轨，其意即不应占据前者非难后者。岳森指出魏晋之后今古学不复，是为政者之失，过不在于郑玄，其称“学术盛衰，视乎国政，标准无乖，草风自靡。汉廷博士，各随经立。永嘉以后，渐不分经。上无专科，下即驰骛。家法之亡，历阶昭揭。归咎郑君，是谓过矣”。

但是与此同时，岳森在《为学通议》当中实际上也吸收了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学、古学”的意见，岳森治礼学分类《戴记》的做法，和廖平《今古学考》中《两〈戴记〉今、古篇目表》区分《戴记》的做法如出一辙。他在另一封给廖平的信件《南学报廖季平书》中承认了廖平很多具体论断今古文的说法，并盛赞此书诚乃“未发之覆”，“自谓起二千年之绝学，旬非夸诞，往者萧藩作序，以尊著鼎足顾、阎，已得其似，犹未逼真也”。岳森并不排斥廖平在具体问题上与郑玄的商榷，他所极力反对的主要是廖平以今文学的立场来攻击郑玄。

当然，尊郑与崇尚礼学虽然是岳森经学的主要特点，但是并不等于岳森思想的全部。吴仰湘先生曾指出岳森在国子监期间受到京师学术风气的影响，对于名物制度、目录校勘和金石碑版都较为重视，并受到当时主政国子监盛昱等人的激赏，九次被评为课业第一，这在他的《冕制考》《韠制考》《带制考》《深衣制度考》《为学通议》等文章中都有体现。同时，岳森早年在尊经书院求学时精研过《说文解字》，他对六书次序、声韵和假借的研究心得亦被收入文集中，使人得以窥见其手稿已佚的《说文岳氏学》之一角。

从岳森的诗作、赋录和杂文中来看，两次科举考试不中带给了岳森较大的人生苦闷之感，他的赋录中如《萤赋》《拟张子寿荔支赋》《茉莉赋》《果下马赋》《柚赋》等作品都是感慨自己怀才不遇或者以节气自托。其中《拟张子寿荔支赋》和《柚赋》都是说荔枝和柚子这两种类型的水果外表不太好看，实际上果肉芳甜，很多庸人看见其表却将其弃之不顾，明显是以果物自喻。《果下马赋》则更加明确地说“益州有马卑且微，六宫才贵齐流眄”，将自己比喻成卖相不好却能驰骋千里的马驹。岳森中年多病早亡，可能与他这种长期郁郁不得志的心态有很大关系。

与此同时，岳森有着很深厚的乡土观念，这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学术理想——“振兴蜀学”。岳森的诗作中有很多唱和同乡友人以及怀土思家的内容，他的《江赋》《秋日田园赋》《吴道子奉敕画嘉陵山水赋》都是花了极大笔墨，穷形尽相地描写四川山水田园的作品，并且多作于他久寄居外地或返乡不久又欲离开的时候。岳森曾经在与廖平的书信中感慨当时蜀学衰微，“我辈根本，未迪显光，已兆颓废，盖由更张未和，范围复疏，侧目者流，抵隙非訾，俗子诺诺，通学亦疑私心，痛切烦蒬而已。”虽然廖平的《今古学考》错谬甚多，且整体立场也为岳森所不取，但是廖平《今古学考》无论褒贬，巨大影响已然造成，这又使得岳森对廖平“振兴蜀学”寄予了厚望，“值此绝续之交，将有振顿之望也”。其称“足下振兴蜀学，大酬素志，自憾远羁直北，阔我好音，未能分领课程”，言下之意，自己推重补且之功，是为“振兴蜀学”略尽绵薄之力，“得分后军之绩，以登尾声之谱，幸甚至哉，非敢请也”。

总体而言，岳森的一生可谓囿于科举考试，他的很多作品也都是“应试之作”，连续两次科举不中对他的人生心境也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岳森的诗文集完全可以作为研究晚清士人面对科举心态的史料。岳森尊郑的经学思想并没有越出乾嘉以来的学术框架，但是由于他对礼学精研已久，故而又多与郑玄立异，可谓颇多心得，不无创见，而《为学通议》中反映的岳森对于经学史的宏观把握，也正立于岳森的具体经学研究之上。岳森以此为基础，对同代人尤其是廖平的《今古学考》发表了很多议论，岳森和廖平同为王闿运的弟子，又都是蜀士，他对廖平新学的意见，正如同当时郑玄攻驳何休时的情景——“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这些都是值得今人予以重视的地方。

同时岳森的一些朴学式的考证对于今天的研究应该具有参考意义。《癸甲襄校录》中有《〈朝士〉注“王有五门”五门之次先后郑不同说》一文，其中辨析先后郑论述天子有三朝，但郑对三朝的位置却看法又先后不同：“五门之次，后郑易先郑之训，谓库门在稚门外，诚为的当，其为治朝在路门外，燕朝在路门内，亦较先郑之浑言内朝在路门内者为长。唯外朝之说，先郑谓在路门外，固觉非是，后郑谓在库门内，亦有未安。”陈苏镇老师的《汉未央宫“殿中”考》指出，今人常以为汉代有内外朝之分，但考之史实，却极为模糊，郑众、郑玄乃汉之大儒，熟悉典制，却对汉之内外朝所在解释得极为模糊，而郑玄在比附汉朝之外朝的时候，多次采用了推测的语气，更加可以证明汉代其实没有内外朝之分，所谓的内外朝之分是当时儒生比附经典所成。

这一次点校经学家的著述带给我们的收获极大，我们自己感觉无论是点断古籍的能力，还是理解经学作品的能力都得到了提升。清代经学家著述的点校与普通的文学类和历史类著作的点校非常不一样，文学类点校最大的难题是用典，不熟悉文学作者的用典便有可能断错，历史类点校最大的难题是了解时代性的名词，有的时代尚未出现这些名词，就不能依此而断，比如《三国志》中描写孙权：“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间，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但实际上三国时代并没有“历史”一词，应断为“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经学家的著作，点校最大的难题是对经学著作的熟悉，只有知道他的文章在讨论何种经学问题，才能明白一些遣词造句的内容以及哪些是经学原典原文，哪些是作者的发挥。如若不然，极有可能致误。例而言之，《癸甲襄校录》中《“豆笾刑在东房”解》一篇，起首即言“特牲馈食礼豆笾刑在东房”。最开始我们将其断为“特牲馈食，礼豆笾刑在东房。”似乎也读得通，但是仔细查阅，《仪礼》中有《特牲馈食礼》，其原文为“豆、笾、刑在东堂”，前断甚误。又细核经学论著与经书原文，其中又有脱漏、衍字、错字甚多，如《祭法禘辩》文中，引《祭法》曰：“虞、夏禘黄帝，殷、周禘喾。”但核对《祭法》原文，实为：“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如此者不一而足。

在此次点校过程中，由于学力和时间所限，难免有很多错误。虽然这一次点校工作已经完成了，但还远远不是终点，想要彻底贯通岳森的经学体系，纠正点校过程中的错谬，还需要我们今后更多深入思考和反复咀嚼。

附　录

点校收获

李屹轩

2016年的春季学期，在“清代学术史”的课程上，吴仰湘老师首次向我们介绍了清代四川学者岳森。岳森一反经学史上简单的汉宋二元对立的划分，标举出许、郑、朱三家之学，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吴老师在授课时谈道：学界关注岳森作品者不多；目前能利用的就是尊经书院的刻本；吴老师自己点校出了《择术》等部分内容，并撰写过一篇介绍性文字。当时我对岳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后请吴仰湘老师借给我岳森的作品集《癸甲襄校录》，并且以此为主要材料撰写了课程论文《论岳森对〈今古学考〉的两种意见》。

非常巧的是，2016年5月书院的“本科生治学能力提升计划”正式出台了。我和贺向前作为本科生，又是第一次申请项目，当时很担心申请不上，因此在选题时决定找一个有学术价值又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题目，于是我们商量之后决定选择点校《癸甲襄校录》。我们的考虑是：点校文献是一个非常锻炼阅读能力和思考能力的过程；《癸甲襄校录》的底本单一而且已经找到；我们之前已经写过论文，对文献较为熟悉；《癸甲襄校录》的内容主要以经学和诗文为主，前者如有不懂可以向书院的老师请教，而后者则点校起来较为简单。因为我们前期准备较为充分，既有研究论文，又有点校样章，还附有注释，因此以高分通过了外审，顺利开题。(www.xing528.com)

这一次点校经学家的著述带给我们的收获极大，我们自己感觉无论是点断古籍的能力，还是理解经学作品的能力都得到了提升。例如，岳森在作品中经常征引经书典籍，但是因为古人引书常凭记忆，故而与原书不符时而有之。我们发现如果不核对原文，断句极有可能就断不准。

最后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本科生阶段就积累了做科研项目的宝贵经验。第一是要正确估计项目进度的完成能力。我们选定题目后与学业导师肖老师沟通时，肖老师便委婉地提醒了我们：“《癸甲襄校录》的部头对于本科生来说不算小，你们已经快大三大四了，面临升学的压力时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个项目。”现在回想起来，肖老师的提醒非常有先见之明，最后我们的项目真的延期答辩了。开题后，我们制定点校策略时决定采取“分工+复核”的方式：我们每人负责一部分，每点校完一章就交给对方再复核一遍；并且准备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将它完成。但是我们很快发现由于工作总量巨大，暑假结束后只能完成大约五分之一的工作。之后我们果然又因为保研、撰写毕业论文和升学等原因，进度越发变慢，最终历时两年，至2018年5月才完成此项目。

第二是要提前统一好点校标准。在项目前期，由于分工的原因我们都是先按自己的习惯开展点校工作，第一次互相复核时才发现双方的标点、特殊符号意义和待查字句标记等标准都不一样，之后我们才反应过来要先制定一个详细的点校凡例。我们最早计划对于这些误差统统以校勘记的形式予以校正，但随着点校工作的深入，我们发现自己的学力根本不足以识别出岳森所有征引经文的准确性，而一一核查原文的工作量会非常庞大。为了避免校勘记前后不一，我们只好干脆将校勘记全部删除，导致大量时间和工作被浪费。

第三是应该提前做好项目计划，对点校整理和研究的难度分开估计。我们在制定项目计划的时候，一开始是准备边整理边研究，整理出一章就可以从中寻找感兴趣的问题来研究。但正式开始点校后，我们才发现现实与计划相去甚远。首先，《癸甲襄校录》作为岳森个人的作品集，里面主要是经学作品、杂文和诗赋，前者的研究难度很大，而后者又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其次，断句、创建生僻字库和核对原文等工作量已经非常大了，而这些仅仅只是研究的基础；整理与研究的时间分配难以协调。

当我得知《癸甲襄校录》的点校前言即将被收入《岳麓史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本科生优秀论文集（第二辑）》中时，内心中是又惭愧又感激。惭愧的是，此次点校过程中，由于学力和时间所限，难免有很多错误；而且研究的部分完全不够深入。感激的是，书院的老师们一直宽容而认真地引导和支持我们，通过这次“本科生治学能力提升计划”项目，我们积累了科研的经验，在心中种下了学术的种子。虽然这一次点校项目已经完成了，但它肯定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扬帆学海的起点。

点校收获

贺向前

（一）缘起

我记得当时消息出来的时候我是大二下学期，仍未确定将来的方向，只是单纯想抓住这个机会进行一些学术方面的训练。但回想当时的情境，可能有以下这几个因素让我最后决定与李屹轩师兄一同组队开始这个课题。首先，那个学期有一门“历史文献学”的课程，提到了有关古籍版本、体例相关的文献学知识，面前这个古籍整理的工作无疑是进入实操的邀请，当时我确有这种跃跃欲试的热情；再者，根据李师兄现行研究的介绍以及我个人的初步翻阅，发现《癸甲襄校录》能代表岳森这一位虽然名声不彰，却确实在经学以及时事方面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晚清文人的思想，确能够引起我一定的阅读兴趣和研究热情。可能正是当时对这种“名实不副”的不平促使我投入整理他的文章的工作中去吧。

（二）过程

过程尤其漫长，本预计2017年6月完成，因为我和李师兄皆处于关键时期，忙碌，无奈又延期，大抵在2018年寒假后点校完毕。

点校的过程也伴随着我确立古典学研究方向的过程，所以这种调和是极为尴尬的。翻检大三学年的记录，心情烦闷频次较高，可能跟保研日期临近而一直没有确立研究方向，一直在不同的喜好之间徘徊，浪掷时间有关。而且这部书点校难度之高，实在是有点折磨人。当时看吴仰湘老师点校注释好的一篇文章，觉得虽然文理稍深奥，稍微动点脑筋还是能弄懂吴老师的想法。但后来在此书稿点校的过程中才发现，我之所以能囫囵弄懂那篇文章，是因为吴老师已经为它做了一篇引入性的序言，以及很多补充性的注释；而我面对的许多经学考证文章，遑论注释，连字词本身都要搜索半天，才能大概条理清楚。所以点着点着，很容易就怀疑当初的决定是不是值得了。这个时候点到岳森“比年嗟浪掷，今岁又虚过”时的喟叹，竟产生了共鸣。但心情归心情，回到学术训练本身，我也不断地学习跟古文献整理相关的知识，如顾宏义先生来学院讲学，我携带一些点校方面的问题参与了几讲课程，也受益匪浅。

（三）收获

我负责卷一《禘祫大小通考》、卷四及卷五主要部分的点校，接触到清代学人岳森的经学、文学以及杂著方方面面的内容，以下兹就这几个方面谈下自己的感想。

以前以为古代学者惜墨如金，又在古文言约义丰的特点下写作，对一个特定问题的讨论不会似当今之学者般动辄上万言。而我接触到的第一篇作者对于礼学一个问题的研究考索竟然接近两万字。不禁令人回想起桓谭载秦近君的故事：“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硬着头皮点下来，却发现这篇文章有理有据，对学术史的辨析也新意迭出，并非言而无物、苛察缴绕。又念及后面一篇与廖平论学的长信，有清一代学者的许多学术观点其实很多体现在他们的往复书信中，于此可见一斑。在岳森的这部文集中，有因事命篇的“论文”，又有与学友攻驳辩难的书信，实在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清代学术繁荣的剪影。

虽然“赋”这一文体本就有极尽辞藻华丽之态势，但此书作者使用的生僻字更是把卷四的电子誊录难度提高了不少。记得华东师范大学顾宏义先生曾为我们解说异体字等的处理办法：“异体字、通假字、古今字等，一般不予更改，亦不出校记。”于是我根据自己的点校情况，制作了一个粗略的异体字、通假字、版别字对照表，由此加深了对古籍字体的认识。

这个项目旷日而持久，点校古籍所花费的扎实功夫，不可以点滴计。

＞＞老师点评

李屹轩、贺向前两位同学是2013级、2014级本科生，都在入校不久选择我担任他们的学业导师。在师生读书会、课外活动以及其他的日常接触中，感觉他们志向远大、勤奋好学、沉稳踏实，还很有才气。记得2016年暑假，我邀几位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一道去贵阳孔学堂消暑避夏、闭门读书。读到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一书时，大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流、论辩。屹轩思维活跃，与博士生、硕士生们积极交流，并且花费两三个晚上写出一篇很长也很有见地的读书体会，令大家刮目相看；还记得2016年末，正是向前全心投入拉丁语学习的时候，美国汉学家Linda Walton（万安玲）教授赴岳麓书院参加会议并演讲，她的英文论文《元代蒙古人与色目人在书院的活动：文化认同的一个例子》引发了一些师生的兴趣，院内从事书院研究的老师和万安玲教授本人都希望能找人将其论文中译。向前接受这个任务后，几次与我讨论，也得到了毛海明、战蓓蓓等老师的帮助和指导，最后克服了种种困难，很快就完成了初稿。我在定稿时，感觉翻译质量相当不错。译文发表后，万安玲教授称赞不已。

屹轩、向前点校晚清经学家岳森的文集《癸甲襄校录》，有一个重要机缘，那就是书院的“本科生治学能力提升计划”的实施。这个计划旨在加强本科生学术训练，提高本科生学术研究能力，以项目资助的方式鼓励本科生开展学术研究。2016年春季申报开始后，屹轩与向前组队申请了这一课题。此前，他们在“清代学术史”“中国文献学”等课堂上得到了吴仰湘等老师的指导与鼓励，很想学以致用，甚至有种跃跃欲试的热情。不过，在他们与我讨论课题申报时，我还是委婉地表示了我的担心。我觉得，他们的知识储备可能还不够，相关的专业知识可能还比较缺乏，不一定能顺利完成这一任务。而且，屹轩马上进入大四，可能还需要花时间阅读更多的经史名作，为接下来的论文和读研打下基础。但两位兴趣大，热情高，我不忍给他们多泼冷水。

点校的过程艰辛而又枯燥，碰到的困难也超过他们的预料，但他们硬着头皮坚持下来。这中间，也有幸得到了吴仰湘教授、前来做系列讲座的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顾宏义教授等老师的指点和帮助。令人欣喜的是，两年后，他们最终拿出了20多万字的高质量的点校作品，圆满地完成了课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点校过程中真正提升了自己的学术能力。正如屹轩谈到的，“自己感觉无论是点断古籍的能力，还是理解经学作品的能力都得到了提升”。这种学术训练，应该说会让他们受益终生。

在此过程中，作为屹轩、向前的学业导师，我也很受启发。对学生们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最强的内驱力，千万不能低估学生们的兴趣与热情在学术研究中所迸发的巨大力量。同时，千万不能低估本科学生的研究能力，本科阶段适时进行学术训练，不仅能强化、拓展所学知识，而且能激发他们的研究潜能，引导他们走上学术道路。

现在，屹轩和向前早已离开岳麓书院，进入了新的学习阶段。屹轩已经在北京大学硕博连读，向前也正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并正在申请复旦大学与法国巴黎高师联合培养博士生的项目。我想，他们有好的潜质、好的基础，目前也有很好的平台，只要他们保持勤奋刻苦、笃实好学的那种精神，未来的学术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论文指导老师、学业导师　肖永明

【注释】

[1]干春松（主编）.经学的新开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