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时期的权势转移与公理新义

伟烈亚力对“公理”的建构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后，科学化的“公理”释义愈发普遍。1876年傅兰雅（John Fryer）主编的《格致汇编》及此后的《格致启蒙》《时务通考》等西学或科场丛书，也都纷纷沿此用法，^[19]“公理”最终获得了指代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定理的新用法。而此时传统意义的“公理”概念虽然日渐式微，但仍尚不至于完全为新说所吞没，如《申报》载“天下之公理，自在人心；惟不能立身于局外者，则或有所蔽尔”“乐生恶死人之常情，即天下之公理”等句，^[20]就暗含着传统的“天下观”视角。而事实上，在此中西交融复杂的时期，“公理”的概念正在被前所未有地丰富着。

“公理”在此时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建构期——区别于它的传统涵义和科学内涵，其政治属性在这一时期逐渐凸显出来，而这正是“公理”一词能真正在近代中国扮演关键角色的重要原因。这一植根中国并非舶来的词语能在近代中国得以快速重构、传播并广泛影响，与社会主动或被动对其展开的深入认识和理论建构不无关系：19世纪后期，中国社会陷入更深的忧患之中，新旧变迁的背景下发生了深刻的“权势转移”，^[21]传统思想体系面临瓦解，经典的衰落、士大夫的没落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崛起，推动着该时期的学术重心逐渐转向经世致用，并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为目的，出现了一批新的理论思潮。甲午战争的爆发深刻影响了时代的思想主流，知识分子开始寻找并尝试更为激进的变革方式，在此背景下，“公理”很快成为其政治建构的承载者之一。围绕“公理”这一理论，近代士人从多个层面展开了探究，对传统体系进行了批判反思，并以此探寻该时期所对应的社会治理模式。“公理”之所以成为当时社会风靡的词汇，便来源于近代士人对传统“天理”式微的反思以及对“公理”进行的从无到有的建构和运用。

无论是在“公理”理论的引用还是泛化使用中，康有为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称自己为“在中国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22]这并不为过。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后，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日夜“以救世为心”，又“悟大小齐同之理”，1885年他“以几何著《人类公理》”，^[23]仅从书名而言，我们便可以确知，此处的“公理”已内含了康的政治思考，并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化的外延含义。康有为的“公理”探究最早可见约19世纪90年代成稿的《实理公法全书》，^[24]康在该书中将其设想的“大同制度”同“几何公理”比附，并以几何方法论证中西社会，建构其思想理论。而全书出现“几何公理”一词的频率远高于单用“公理”的频率，^[25]也足可见此时康氏尚且借用几何公理化的系统，选择将社会化的“公理”建构在西方几何学之上。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公理”和“几何公理”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康有为称：“义理者何？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26]可见，此处“公理”之“公”仍是与“私”相对的，自然未脱出传统思想的范畴。而对于“几何公理”，康有为则赋予了它以“必然之实”“永远之实”的时空超越性，^[27]使之成为事物运动中不证自明的基本规律，应是与“公理”形成了一定的包含关系，此为一大开创。

甲午以后，康有为思想愈新，“日读变法之书，锐意变法”。^[28]在“公理”的运用上，他选择弃用“几何公理”，直接围绕“公理”展开论述，此时康氏对于“公理”的认识与运用随其思想的转变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如《大同书》乙部：“言必曰家国天下，以为世界内外之公理不能无者”；^[29]《论语注》中“盖人道只以公理为归，虽父母之尊亲，不能违公理而乱从之也”。^[30]此时，康氏已将“公理”定义为具有普适性的、无需验证的社会政治命题。康有为对于“公理”长期的论述绝非空穴来风，从中我们能清晰地发现一条逐渐深入、系统化的认识过程，这体现出与康有为基于“天道尚变”的基本世界观对“三世”的构建的密切关系。正如他曾在对“太平世”的描述中，强调了理想社会“一切皆本公理”，没有国家、家庭甚至个人的界限。据此方法，他把西方化的政治名词与儒家传统伦理相融合，将杂糅的“公理”作为其“三世说”的依据，并为其具体学说和政治诉求服务。但无论如何，康有为对“公理”的延展在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形而上的“天理”与形而下的“公理”在严复的理论中实现交融。严氏在其《救亡决论》中，初步建构了他的“公理”观念：“今固不暇与明‘学’为天下公理公器”，^[31]此处的“学”即西方科学，他将西方科学看作“公理”，将“公理”视为不可更易，普遍适用的通理学问，这与康有为的“几何公理”有诸多相似之处。1897年严复写成《天演论》，奉斯宾塞理论为“公理”。此时严氏对于“公理”的运用十分谨慎，书中“公理”一词仅出现三次，^[32]个中含义基本是和“私”相对的，大抵没有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颇与传统思想体系“天理”观类似。^[33]但换言之，若要将进化论推至台前，严复就必须尝试为其定做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因此，进化论首先试图和以“天演”为核心的目的性内涵与以“公理”为基础的科学世界观相联系。在被作为“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思想”代表作的《天演论》的快速广泛传播之下，“天演论”终于逐渐建构起社会化的、影响深远的“天演公理”，而以“公理”为代言的科学世界体系也得以传播，并逐渐形成与西方科学命题相比附的社会政治的“公理”新义。^[34]

梁启超、谭嗣同受康影响，亦鼓吹“公理”甚力。梁在1896年的著作《变法通议》中，便已经普遍使用“公理”一词。与康氏一样，在对“公理”的探索、理解和运用过程中，梁的公理观也发生过显著变化。梁氏在《变法通议》中《自序》“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一句，强调作为社会之“公理”的不可变性，即承认公理是长期稳定、普遍适用的。又如《自序》“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35]、《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凭优胜劣败之公理，劣种之人，必为优种者所吞噬”^[36]等句，将“公理”概念比附西方进化论思想，大肆鼓吹进化公理——以“公理”的形式引入西方政治价值，是这一时期梁的一大特点。

谭嗣同在《与唐绂丞书》中高度评价了“公理”的地位：“公理者，放之东海而准！放之西海而准，放之南海而准，放之北海而准。……是之谓公理，且合乎公理者，虽闻野人之言，不殊见圣；不合乎公理者，虽圣人亲诲我，我其吐之，且笑之哉。”^[37]同康、梁等一样，谭氏将“公理”视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准则，并很自然地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同时，在这段文字中，我们还可管窥谭氏对传统的“背离”，他对于“不合乎公理者”“吐之”“笑之”，在他看来，一切事物只要是合乎“公理”，便是进步；背离“公理”，便理应被消灭。在谭氏笔下，“公理”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依据，成了一切行动的正当性源泉。而早已被包装为“公理”的维新变法，也就自然成为其能以死捍卫的至高信条了。

概言之，此一时期康、严、梁等为代表的近代士人对“公理”的建构和运用，随着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相较于甲午战争以前的“传统”与“科学”二义，明显开始向社会化、政治化延展。并且在同期，“公理”一词在传统思想体系下的定义在与西方科学世界观的交融媾和之下，还展现出了一体化的倾向，如康有为以泰西之学为参照反思中学，进而发现中学、中国之教“有益于人道”的过程；在一体化倾向的背后，是以“公理”“几何公理”为代表的科学世界观与以“天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世界观和解的尝试。一方面，来势汹汹的科学世界观对东方价值体系造成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动承担了重建的职责，在近代士人的运用和构建下，重新被组织成为具有东方内核的新的“公理”世界体系。(www.xing528.com)

理论家在上层构筑思想框架，而当思想真正下渗至最根本一层时，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或许又有大的不同，有些理论尽管在后世看来意义深远，但在当时是否有现实作用却也是尚不可知，在近代“公理”一词的形成演化中，关注这一现象同样重要。

戊戌变法以来，康、梁等人逐渐走向思想权势的中心，其学问成为一时显学，而“公理”一词也迎来第一次高峰，自此以后，“公理”一词逐渐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政治属性，并成为各个政治派别树立正统和权威所利用和追求的一大工具，为士人阶层与下层社会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依托。

湘、粤等地对这次高峰反响尤烈，而湘地又最盛。在时务学堂影响下，《公理学报》在湖南、广东刊行，^[38]谭嗣同、唐才常等也在陈宝箴的支持下创立南学会，与学堂互为呼应，对此多有讲演。《湘报》集中记录了此间南学会和时务学堂有关“公理”的大讨论，个中观点，亦针锋相对。如《湘报》第九号南学会问答中“有心存教者，力求自反，力求合群，力求公理，力求沟通天人之奥义以存真”，^[39]将“公理”视作存教存真的行为，主张在此之基础上反省、利用原有之传统思想体系；时务学堂曹典球称“何谓絜矩之道？中学曰絜矩，西学曰公理公法”，^[40]将“公理”视作通行各国之絜矩（法度），显现出社会化“公理”倾向；此外，对晚清中国风雨飘摇，政治衰弱，也不乏从缺失“公理”的角度去探寻原因，如梁启超“予以为公理不明则学不足以免祸患，今日惟地球之公性情，事争人先，则四万万之黄种不为黑奴，红人犹可几及也”^[41]，杨子玉“中国未著成效者，制造不广也，工本不足也，厂之不当立哉。凡此皆公理也，非不急之务”等等；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期，就已有将“公理”视作推广学说工具的尝试，如唐才常在《辨惑上》称“通商、传教乃天地自然之公理”^[42]，试图借助“公理”，为通商、传教构建起绝对的正当性。

相比之下，反对康、梁变法的保守一派，则同样据“公理”对维新派加以驳斥。集中辑录湖南保守派论著的《翼教丛编》中，叶德辉将“六经”视作公理，指出经学“通今”的功能，以驳斥维新派“经学考古”之说；^[43]孙家鼐批判康、梁肆意删节、批改经文，强调经文学问乃是“天下万世之公理，必不可以一家之学而范围天下”，^[44]同样借助“公理”为己立说。在两派看来，新学和旧学都各自是“公理”，只不过，叶、孙一派口中的“公理”，实际暗含了对于传统“天理”观的某种顺从，换言之，这其实是一种以“公理”反“公理”的吊诡。^[45]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确认一个整体的趋势，即这一时期的“公理”逐渐脱离了戊戌以前的中西孤立结构，一方面，原有的中西方“公理”分野走向融合，另一方面，新诞生的、具有科学意义的“公理”更多地被尝试引入社会和政治领域，对现实政治（戊戌变法等）产生着影响。

尽管趋新的“公理”概念在知识分子层面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此时的中国社会似乎还未适应这一全新的名词，相关理论更多还只是作为康、梁一派的政治工具，颇有些派别专有的色彩。《申报》1897年一则《译书公会报》的征文启事展示了维新派对“公理”运用的重视，启事“广征东西各书籍报章，凡新政新学、公法公理，抉择善要宣付”，^[46]将“公理”视作能与“新政新学”相媲迹的话术；《湘报》中围绕“公理”新义的讨论也大多是在南学会、时务学堂及其师生中展开的。除此之外，对于“公理”新义的运用，尚颇为谨慎，所见较多的则还是借助“万国公理”“环球公理”等名词，用以说明国际公法、明确外交规范等。^[47]而在社会其他领域，“公理”则暂时还较少有人运用。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公理”演进，呈现出一种“上层火热，下层温吞”的现象，尽管康、梁学说和“天演”进化思想为其注入了强大的动能，在湖南等地引起了较为热烈的讨论，但总归还是显得势单力薄。而随着康、梁等人的持续推动和近代化的进一步加深，以“公理”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体系正不可阻挡地走向社会政治的台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