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新诠：“道统”规训“治统”

如前所论，魏晋以来“天禄永终”语义的转变，从一个侧面指引出其时王朝更替观念的变迁。训“终”为“终结”，宣示的是旧朝天命的陨落，如此历代循环，理想中禅让模式的合法性逐渐削弱，不仅新的王朝更替形式在孕育之中，王朝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手段也不再仅是传统的“天命”，而变得更加多元，相比之下，传统经学中的天命论因多重外在冲击而趋于衰落。^[45]中唐以后的儒学复兴运动则对此作出了回应，重建秩序成为一批儒学士人的首要追求，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增强也凸显于此时。^[46]在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宋儒的最大特色在于，通过将“天”内在化而使得“人”成为天人关系的主体，强调的是内在的心性修养。^[47]汉唐经典体系中居核心地位的“五经”，大都记载的是先王的政治思想、礼经威仪，相比之下，本属诸子的《论语》《孟子》则更多的是道德心性之论，遂成为宋儒的重要经典依据。而在诸经典中，《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朕言不再”一段，既关涉君主政治的建立与维系，又同心性修养密切相关，因而足以引起重视。

朱熹解释尧舜禅授之际诸语谓：

此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咨，嗟叹声。历数，帝王相继之次第，犹岁时气节之先后也。允，信也。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矣，戒之也。^[48]

要认识朱熹释“永终”为“永绝”的思想史意义，应当首先阐明此语及其上下文在朱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宋代士大夫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秩序的建立与维系，程朱将“天理”作为最高范畴，为社会秩序提供了形而上的依据。《二程遗书》谓：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至如言“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徳，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当如此。^[49]

“天理”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反映在世间就是伦理道德与政治秩序。朱熹的天理论更加严密，学者论之已多，不待详述。正是在最高范畴“天理”的框架下，社会政治秩序按照理想方式运行，其中权力递嬗的模式尤引人注目，尧舜禹时代作为士人追求，是历史上的典范。朱熹指出：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

上古三代是“君师合一”的时代，而随着礼崩乐坏，则产生了“道势分离”的现象，儒家士人成为努力担负道统的群体，朱熹说道：

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50]

又在《大学章句·序》中指出：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51](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在朱熹看来，尧舜授受，是自古以来道统的第一次传递，在授受的叮咛嘱咐中，“天下之理”得到无以复加地宣示，而通过对先王之学的绍述，孔孟、程朱也成为道统的继承者。道统传播的次第既明，则具体传播的过程应予阐发，这就涉及道统传递的“心法”。

对此，朱熹的经典文本依据是《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他将此四句与《中庸》建立起联系，在《中庸章句·序》中指出：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52]

由此，通过《大禹谟》的文本，朱熹将个人心性与“天下大事”相连，完成了对心性修养与政治秩序关联性的建构。在这个内圣外王的体系中，经典文本的作用不言而喻。

概而言之，一方面通过对“天理”的阐发，朱熹给社会政治秩序提供了形上依据；通过对“道统”的建构，朱熹宣示了儒家士人在政治秩序中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对“天理”等形上范畴的高扬，汉唐传统的灾异论、谶纬学不再居于思想世界的中心，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论述，也随之从五德终始、天人感应转向现实事功、道德仁政，^[53]而在天人交流中，人的道德具有主体性的作用。^[54]朱熹弟子蔡沈对“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诠释也顺应此势：

苟有一毫之不善，生于心，害于政，则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于困穷，则君之天禄一绝而不复续。岂不深可畏哉！^[55]

朱熹还曾引用此语来强调“保守”“天禄”的重要性：

若义而得富贵，便是当得，如何掉脱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说道“不与”，亦只恁地安处之，又如“所以长守贵也，所以长守富也”。义当得之，亦自当恁地保守。尧命舜云：“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岂是不要保守？^[56]

由此，朱熹将心性与政治相连，用现实状况（即“民不得其所者多矣”）衡量君主政权的合法性。而于尧舜授受之际如此重要的场合，也为此诠释增添了隆重严肃的色彩。此解至今仍为大部分人所采用。^[57]

将《论语》与《尚书》中的“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解释为警诫君主之语，固然依托了经典文本，但是作为凭借“道统”规训“治统”的举措，还是多少反映出了此期的时代氛围：道统的主体，经孔孟传至程朱；列圣之心传，要待儒学士人解释。不难看出，理学兴起的愿望与图景，便是要儒家士大夫凭借心性内圣之学，担负起传承道统的重大责任，最终成为实现外王之道的主体角色。君主作为现实“治统”的代表，在儒家经典与士大夫的理论体系之下，反而并无过多的话语权。上古三代是“君师合一”，中古以来则是“道势分离”，面对这一局面，宋儒选择的是努力承担、发扬道统，以道统规训制约治统，使得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最终达到“道治合一”的理想状态。行无“道”之“政”，则四海必将走向“困穷”，统治者注定面临着“天禄”永远终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