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天禄永终语义的变化及其政治意义

“天禄永终”在中古时期的运用，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蕴。作为禅让诏策中常出现的经典语句，“天禄永终”语义及其转变亦与禅让的思想渊源密切相关，试阐述如下。

汉延康元年（220），汉魏禅代的仪式启动。献帝册书曰：“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於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祇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19]及至魏晋禅代，《晋书·武帝纪》记载：“是时晋德既洽……策曰：咨尔晋王……肆予一人，祇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於戏！王其钦顺天命。率循训典，底绥四国，用保天休，无替我二皇之弘烈。”^[20]这两处“天禄永终”当解释为“天禄永远长久”，是用来勉励即位新君的，可称作“劝勉祝福”。

然而，正是在魏至西晋间，文献中出现了“天禄永终”的另一种含义。《献帝传》记载，青龙二年（234）山阳公薨，诏曰：“山阳公深识天禄永终之运，禅位文皇帝以顺天命。”^[21]六朝隋唐有关禅让的诏策，亦多以“永终”为凶辞。从汉魏禅代到魏明帝时，不过十余年间，官方文书引用经义便发生了变化，值得我们注意。如果从经学或思想史的脉络看，从后汉包氏之注，到南朝皇侃之《论语义疏》，都将“天禄永终”视作吉语，对于这一转变，似乎难以从经学脉络中寻求解释，而应当关注此一时期政权更迭出现的一个新形式：禅让。

汉魏禅让法尧舜故事，理想中的尧舜均为圣君，未曾失“德”，不可能说自己因四海陷于困穷致使天禄永远终结，另一方面，尽管献帝反复强调汉道陵迟、为天所废，但也很难一反时人对“永终”为吉语的认识，故仍在诏策中引之以对新君加以劝勉、祝福，这亦显示了旧君仍存的与尧相类的“德”，在此情况下，尧舜禹都是圣君，汉献帝也不是昏庸的末世君主，汉朝也不是贬抑的对象。《三国志·魏书·卫臻传》有一则值得注意的材料：曹魏代汉后，“群臣并颂魏德，多抑损前朝。臻独明禅授之义，称扬汉美。帝数目臻曰：‘天下之珍，当与山阳共之。’”^[22]卫臻是曹魏集团的重要人物，之所以“称扬汉美”，不是因为他心向汉家，而是出于维护现实政治秩序的需要，因为唯有如此，方能对“禅让”这种政权更迭形式的正当性加以确认。《世说新语·方正》还有一则材料：“魏文帝受禅，陈群有戚容。帝问曰：‘朕应天受命，卿何以不乐？’群曰：‘臣与华歆，服膺先朝，今虽欣圣化，犹义形于色。’”^[23]对此，曹丕的态度是“叹息良久，遂重异之”，这表明，新君应当允许（甚至鼓励）旧臣表达对先朝的思念之情。同时新朝皇帝对于旧朝皇帝，也是极尽尊重。卫臻、陈群、华歆与曹丕所表现出的心态，都对应着时人有关“禅让”的主流认识。

“汉家尧后”，以禅让代汉的曹魏自然要效法虞舜。但这一理念过于理想化，随着受禅时间的推移，似乎受到了削弱。《宋书·礼志一》有一大段关于魏晋礼制因革的记载，记载表明，在受禅之初，王朝倾向于因循先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都希望“改制以章受命之符”。^[24]对此，学者曾有不少分析，指出礼制的因革实际上反映出王朝“从偏于禅让因循逐渐转到了较重革命改制之义的方向”^[25]。

在这一背景下，魏朝在献帝去世后宣称“山阳公深识天禄永终之运，禅位文皇帝以顺天命”^[26]，引用经文而改换经义，背后真正的意蕴是借此进一步宣扬大魏统治的正当性：魏国代汉的原因，不仅在于汉帝之主动禅让，更在于汉道陵迟、四海困穷，汉已不能担当天下共主的角色，而曹魏则扫平群雄，获得天命，主动在于魏国一方，汉帝实属被动。之所以说前者为汉帝主动，是因为献帝禅位册书中还有“允执其中，天禄永终”这样的劝导；之所以说后者为被动，是因为此时极力宣称山阳公对“天禄永终之运”的深度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可以认为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27]“天禄永终之运”，表达了旧朝失德的彻底性，从而使受禅者得以创新改制、颁行新政成为必要。从另一角度看，这种变化也可以看作是禅让制所标榜的公天下时代的“天下为公”，已经渐被家天下时期的武力革命所代替。反过来说，正是在当时对汉魏禅代的认识已经有所变化的情况下，人们方才想到用“天禄永终”比较直白的新义来描述汉朝天命之终结，这应当就是魏晋时期“天禄永终”语义转变的关节所在。

“天禄永终”语义的改变，表明尧舜禅让的理念已经发生悄然变化，甚至存在遭到质疑的危险。这种倾向，在魏晋禅代之后已经较为明显。由于晋代“三祖”对魏朝的“功业”，远比不上曹操之于汉室，加之存在对曹魏皇帝的弑杀，如干宝《晋纪·总论》所谓“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会也”^[28]。魏晋禅代实际上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29]不明确反对却尽量远之避之者也有不少。^[30]《世说新语·尤悔》中有一则有名的故事：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31]

这一记载被广为称引，历来论之者不少。无论从何种层面看，东晋南朝时期流传的此事，当是反映了对禅让潜在的质疑之声。事实上，东晋史家也的确是如此，干宝《晋纪·总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干宝撰述《晋纪·总论》时东晋初立的时代背景。东晋初年，时人对司马睿建立江东政权的认识，是“虽云中兴，其实受命”。考察司马睿称帝过程，可知他“依魏晋故事”^[32]，先为晋王，次为晋帝，这一过程与此前历来的“中兴”都有所不同，实际上更像是一次前朝缺位的“禅让”。而若从时人对魏晋禅代背后权力斗争普遍持批判态度的角度看，东晋政权通过“晋王—晋帝”的过程，其实很可能是为了表现出江东新政权与晋之“中朝”相对疏离的关系，以呈现出“受命”的特点。^[33]这种前朝缺位的禅代，实际上其自身便隐含着对汉魏之际确立的禅让模式在精神上的背离。也正是在这种情境下，王导可以公然在皇帝面前讲述晋朝创业时期不光彩之事，干宝《晋纪·总论》可以对西晋从创立到覆亡予以比较直接的批判。

东晋时期，习凿齿撰论主张“晋承汉统”，对于汉魏禅代，他认为：“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威行境内而已，便可推为一代者乎？”^[34]可见他否认汉魏禅代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又极力尊晋，认为“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35]如此一来，对于魏晋禅代的解释就很成问题，为此，他说：“拘惜禅名，谓不可割，则惑之甚者也。”^[36]此时“禅代之义，不同尧舜”，习凿齿甚至把西晋创业和殷周革命“翦商之功”相提并论。习凿齿“晋承汉统”之论，自有其史学史上的意义，此处暂且不论。^[37]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魏晋时期禅代的认识，已然不是像尧舜禅让那样，而是倾向于汤武革命。在这一背景下，本朝“盛业”成为衡量新朝合法性最主要的标准，对前朝建立“功业”则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无关轻重。^[38]

当时，禅代之事或被当作是虚伪的表演。《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39]古人记言，大都经过润色，裴松之曾针对《魏氏春秋》说：“臣松之以为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40]“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句话亦当出自改作。孙盛史评，对曹魏皇帝不乏批评之处，^[41]而裴注引孙盛记载“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似同孙盛一样隐含着对禅代的批判，其时代背景则是“禅让”的理念在魏晋以后发生变化。“舜禹之事”在汉魏之际应当是严肃的，经由禅让而代汉的魏朝，本具有和汉朝一样的正当性，但在孙盛、裴松之笔下却遭到了暗讽。

综括言之，魏晋以降王朝诏书选用“天禄永终”一语表达对旧朝的批判，即是“禅让”逐渐背离其原初精神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新朝君主有舜禹之功业，但旧朝却已不再具有尧舜之德。理想中公天下时代的“禅让”，很快彻底变质为家天下时代政权更迭时所披的外衣。继习凿齿后，梁武帝撰《净业赋》，在赋序中称自己是在“君臣义已绝”后“扫定独夫”，^[42]可见他似乎并不重视作为仪式的禅让，而据《净业赋》之序所云，当时“世论者”更是把梁武帝和汤、武类比。此后，隋文帝在诏书中又曾批评“曹、马之后，时见因循，乃末代之晏安，非往圣之宏义”^[43]。隋唐之际，李渊在辞让九锡之时，并不仅仅表现谦虚之意，说自己功业不足，而是说道：

曹马之兴，不以义举……功微五伯，礼盛二王……魏氏以来，革命不少，鸿儒硕学，世有名臣，佐命兴皇，皆行禅代。不量功业之本，惟存揖让之容。……（尧舜、汤武）道有降差，名有优劣，然立功立德，亦各一时。末叶后来，功德无纪，时逢屯否，拥兵窃命，托云辅政，择立余孽，顽嚚支庶，先被推崇，睿哲英宗，密加夷戮，专权任己，逼令让位。虽欲己同于舜，不觉禅者非尧，贬德于唐虞，见过于汤武，岂不悖哉！……吾今一匡天下，三分有二，入关形势，颇似汉高祖。且起军甲子，旗帜已革，如何更于少帝之处，却受九锡而求殊礼！^[44]

在此，李渊对前代禅让的形式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指出，受禅者“虽欲己同于舜”，但魏晋南北朝却是“禅者非尧”，并由此大加质疑魏晋南北朝历朝的正当性，批判禅让模式的虚伪。他又指出自己举兵情形类似汉高祖，并引“甲子”之典强调兴兵之举的“革命”色彩。

从习凿齿到萧衍、李渊，上述言说，在汉魏禅代的情境中无疑是不应当存在的。尽管萧衍、李渊屡让之后仍接受了前朝皇帝玺绂，再一次实践了政权的禅让，但以上论说还是显示出，禅让之背离其原初精神，至此已经明白无疑。而这种对汉魏“禅授之义”背弃的倾向，其实早在魏晋时期“禅让”这一政权更迭的运作模式刚行用不久后，就已经出现了。魏晋以来的禅让，从取法于尧舜禅让，到倾向于“汤武革命”，这固然可以从历朝政局变迁的角度看待，但在这种绵延的论述中，无疑也体现了禅让观念变迁的总体趋势，而中古时期“天禄永终”语义的新变，亦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