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司之名为号：尚书制度的演进的介绍

《宋书·百官志》及《晋书·职官志》皆谓曹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尚书”^[45]。似乎左民等四曹尚书与“吏部尚书”一样，都以曹名为号。但揆诸史籍，却发现并非如此。检索史籍，不见有曹魏左民尚书、客曹尚书、五兵尚书的任免、迁转记载，却常见有关吏部尚书的相关记载，这应当不是偶然现象。关于度支尚书，《晋书·司马孚列传》记载：“魏文帝置度支尚书，专掌军国支计……（明帝时，司马孚）转为度支尚书。”^[46]又《三国志·魏书》记载赵俨曰：“孙权寇边……军还，封宜土亭侯，转为度支中郎将，迁尚书。”^[47]赵俨经常从帝出征，后来还做过大司农。将这些材料结合来看，可知赵俨所迁之尚书，可能即是度支尚书，因陈寿在前面已经提到“度支中郎将”，故后面不再全称“度支尚书”。案度支尚书之设，是因为“朝议以征讨未息，动须节量”。^[48]这表明魏文帝时度支尚书的设立，同灵献之际吏部尚书的设立一样，都具有特殊的背景。正是在急需用人、“动须节量”的情况下，有一些相对集中、繁重的任务要处理，所以设置尚书专门负责某类事务，这个尚书便因之冠以曹名，称为吏部尚书、度支尚书。又因为度支尚书初设，所以“度支尚书”这一称呼还没有像“吏部尚书”那样不可分割，这也是曹魏时期迁转度支尚书记载不多的原因。^[49]总之，从吏部尚书、度支尚书名号的生成，可以看出汉唐间尚书制度演进趋势的一个侧面。

继曹魏时期吏部尚书、度支尚书皆“以曹名为号”后，晋代其他尚书也出现了冠以曹名的情况。《晋书·职官志》记载：

及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太康中，有吏部、殿中及五兵、田曹、度支、左民为六曹尚书，……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书。^[50]

案《晋书·刘颂李重列传》：“诏以颂为三公尚书。”^[51]同书《卫瓘张华列传》：“以华为度支尚书。”^[52]同书又曰：“征拜（陆纳）左民尚书。”^[53]同书又曰：“迁（王蕴）光禄大夫，领五兵尚书。”^[54]这表明在征拜、任命、迁转等重要场合，三公尚书、左民尚书、五兵尚书等也经常冠以曹名。^[55]当然，并不是这些场合中所有“尚书”都必须冠以曹名，比如《晋书·魏舒李憙刘寔高光列传》：“迁尚书，以公事当免官。”^[56]又载李憙上言有云“前尚书山涛”^[57]。此外，西晋尚书屡有置罢，表明其时未有定制，直到东晋，尚书职位员额才相对稳定下来。虽然此后也屡有置废，比如《宋书·武帝本纪》记载：“（永初元年九月）壬申，置都官尚书。”^[58]《宋书·礼志》记载：“权置起部尚书。”^[59]但是制度总体上是趋于稳定的，比如陈朝就曾“定令，尚书置五员，郎二十一员”^[60]。这又说明朝廷有意让尚书机构的人员编制保持相对稳定。

十六国官制中也有吏部尚书、五兵尚书的名号，此外还有左右选曹尚书、七兵尚书等不同于晋制的名号，总体而言，尚书制度方面还是上承魏晋的。^[61]北魏前期尚书制度比较特别，据文成帝《南巡碑》可知有的尚书冠以曹名，有的则是单称尚书，此处不论。^[62]北魏孝文帝改制虽云效法“汉魏故事”，实际上在尚书制度方面，列曹尚书在迁转、征拜诸场合，大都是“以曹名为号”，冠以曹名，这继承的是晋代以后的新生制度。北齐设置六尚书，皆不单称“尚书”，而是均冠以“吏部”“都官”等号。其时史籍中所见单称“尚书”者，只能视为简称。不过，北朝尚书统曹标准还不明晰，尚书与左右丞存在分工牵制等问题，制度未臻成熟。^[63]

隋唐则已然不同，隋初确立的六尚书制度，基本上一直延续到后世。翻检唐代正史、墓志等材料，可发现凡提及迁转除授为六部尚书者，很少会有单称“尚书”的情况，大多数都必冠以曹名（司名）。此外，制度记载中也有一些变化值得注意，《通典》所载“魏官品”以至“陈官品”，仍是单称“尚书”或称“列曹尚书”，而“隋官品”及开元二十五年（737）“大唐官品”中，则都是不惮繁复，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一一列出。总之，隋唐时期，作为官名的“曹（司）名+尚书”^[64]，已经完全凝固，一般情况下不可分割了。由此，尚书完成了“以曹司之名为号”的转变：最初尚书机构分曹治事，之后诸尚书因分管一定的事务，开始冠以曹名，至于隋唐，曹名凝固于“尚书”之前，成为官名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5]

事实上，在汉唐间，不仅尚书经历了“以曹名为号”的转变，尚书郎也是如此。《晋书·职官志》云：

尚书郎，西汉旧置四人，以分掌尚书。其一人主匈奴单于营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户口垦田，一人主财帛委输。及光武分尚书为六曹之后，合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并左右丞为三十六人。……至魏，尚书郎有殿中、吏部、驾部……凡二十三郎。……及晋受命，武帝罢农部、定课，置直事、殿中……为三十四曹郎。后又置运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统摄。^[66](www.xing528.com)

尚书郎的起源，尚存疑窦。不过光武帝“合置三十四人”，说明尚书郎应该不会冠以曹名，《后汉书》中关于尚书郎的任官记录，也没有标明担任某个曹的郎。汉末曹魏，开始出现“吏部郎”“选部郎”的记载，同期其他尚书郎则通常情况下并不冠以曹名。魏晋以后，曹郎开始固定化。至于唐代，则经常称“尚书××郎中”，当然同时也有不少地方只称为“尚书郎”或“尚书郎中”，这都是简称或不正式场合中的称谓。汉唐间尚书郎冠以曹名，与尚书名号的叠加、凝固是相通的，只不过在时间上前者相对后者略迟。

从汉代的“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到隋唐六部尚书多数场合皆冠以曹司之名，这期间过程，本文已经大致阐述如上。毫无疑问，这种名号凝固叠加的过程，也是尚书组织结构发展、角色职能转变、地位和重要性不断上升的过程，兹论述如次。

其一，“以曹名为号”意味着尚书组织机构的不断发展、扩大。早期的尚书不过数人，后来“分曹治事”的制度确定下来，^[67]尚书郎、“给事尚书”等称号也开始出现，及至唐代，尚书省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四等官制，这中间都伴随着尚书名号的演变。值得注意的是，当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时，尚书不过下分数曹，至于汉末魏晋尚书开始“以曹名为号”，则尚书机构中的曹迅速多至二三十个。^[68]毫无疑问，尚书机构中曹的迅速增多，表明王朝开始将越来越多的事务纳入尚书机构系统下进行管理，比如前述“度支尚书”之设，便很有可能是将原本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的职责纳入尚书机构。^[69]

其二，从尚书仅有数人，到尚书分曹治事，再到尚书冠以曹名，伴随着尚书机构职能、角色和性质的转变。学者指出：“尚书郎的分工，实际上是尚书干政的开始。汉成帝分置五曹尚书，则是对尚书干政的确认。”^[70]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大，但每个尚书开始有相对固定的职掌进行对口管理，无疑表明它们的某些权责得到明确，至少也产生了尚书干政的可能性，为尚书组织最终取代三公成为宰相机构准备了条件。^[71]而当西晋时期诸尚书皆“以曹名为号”时，尚书机构则完成了向宰相机构的转变。^[72]最后，当隋唐时期“曹名+尚书”的称谓已经完全固定时，尚书省的地位、职能再也不是公卿所能比拟的。^[73]总之，在尚书组织从“内”到“外”、从皇帝私人秘书官员组织到国家宰相机构的转化过程中，名号的演变伴随其间，而且起初是最为重要的吏部尚书，之后又是因事务繁剧而置的度支尚书、五兵尚书，最后到唐代形成六个“某部尚书”的固定称谓。

其三，尚书冠以“曹名”，是尚书地位和重要性不断上升的过程。汉唐间尚书在品位、班次上的提升，毋庸赘言。值得指出的是，“尚书”称谓前“曹名”的固定，表明本来作为群体出现的尚书，转而变为作为个体出现的单个官职；《通典》所载历代“官品”中从“尚书”到“吏部尚书”+“列曹尚书”，再到一一列出六部尚书，这种变化也反映了尚书之地位在汉唐间的不断上升。

正是在尚书地位和重要性不断提升情况下，六尚书亦由此可以同经典中的六卿一一对应。在汉唐间的历次改制中，王莽的“九卿”中司允、司直、司若以外的“六卿”，多是改自西汉中二千石之“卿”；^[74]北周六官中大冢宰、大司徒诸卿，亦与尚书无关；^[75]《隋书·卢思道从父兄昌衡列传》记载隋文帝也曾想仿古设置六卿，将要裁撤大理机构，卢思道上奏说：“省有驾部，寺留太仆，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则重畜产而贱刑名，诚为未可。”^[76]可见，一方面，由于隋代列曹尚书和诸卿的并存，“置六卿”的动议一时难以实行；另一方面，此时六尚书还未能与六卿对应。不过，经过隋和唐初六尚书次序的变动，^[77]以及武则天的官名改革，^[78]六尚书已经可以和《周礼》六官六卿一一对应了。《周礼》六官的理想，经过汉唐间曲折的历史演进，至此多少已经由虚入实。概言之，在尚书“以曹名为号”的演变历程中，现实制度与理想观念实现了某种统一。不过，现实“六部”和《周礼》“六官”的一致性，事实上在唐代非常有限，而且这还牵扯到对于唐代所谓“六部”性质的认识，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当另文详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