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职官志》所谓“梁鹄为选部尚书，于此始见曹名”，说明尚书“以曹名为号”似乎是从汉末的选部开始的，这又关系到后来“吏部尚书”名号的相关问题。[21]先看关于选部尚书的记载。除前引《晋书·职官志》记载梁鹄为选部尚书外，《后汉书·百官志》注文亦称：
蔡质《汉仪》曰：“典天下岁尽集课事。三公尚书二人，典三公文书。吏曹尚书典选举斋祀，属三公曹。灵帝末，梁鹄为选部尚书。”[22]
此段后为孙星衍辑本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所收入。[23]《唐六典》卷二“吏部尚书”条注文中也有“梁鹄为选部尚书”的记载，但未标明来源。然推敲以上的所谓《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佚文，似觉其间颇多乖谬：第一，在《续汉书·百官志》“尚书”条的语境中，“典天下岁尽集课事”缺失主语；第二，“三公尚书”之称，依上文的论述，正确的应该是“三公曹尚书”，省略“曹”字，或是后人为之；第三，“灵帝末，梁鹄为选部尚书”之语甚显突兀，而且蔡质很可能死于灵帝在位时期，则“灵帝末”必系后人追记。要言之，《续汉书·百官志》的这条注文必非蔡书原貌。不过尽管这段材料有所错乱，我们无法进一步推知选部尚书设置的原委，但汉代“选部尚书”之名的存在，应不容置疑。陈仲安、王素所著《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一书中推测灵帝从吏曹分出选部，[24]是近于实际的。要补充的是，所谓从吏曹分出选部，盖是“分部治事”之意，类似于从一个郡分出“南部”“北部”，从而形成诸如“会稽南部”“蜀郡北部”之类的说法。[25]这个“选部”，带有从属性质，还算不上正式的曹名。
史料中还存在“吏曹”与“吏部曹”名称上的不同，应稍加辨析。前引唐修《晋书·职官志》云：“后汉光武……改常侍曹为吏部曹。”又前引《续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曰：“吏曹尚书典选举斋祀。”沈约《宋书·百官志》也说：“光武……改常侍曹为吏曹。”[26]依据材料的先后，不难得知《晋书·职官志》“吏部曹”之“部”，当系后人妄加，盖当时民曹、客曹既不称“民部曹”“客部曹”，则不可能独有“吏部曹”之名。此外，《晋书·职官志》又记载：“魏改选部为吏部。”[27]然案《三国志·蜀书》：“灵帝崩，董卓秉政，以汉阳周毖为吏部尚书。”[28]则改选部为吏部之事早在灵献之际。不过这个吏部尚书之名似乎随董卓之死而不存。案《三国志·魏书》记载，董卓死后，“拜（贾）诩尚书，典选举，多所匡济，（李）催等亲而惮之。”[29]又：“魏国初建，为尚书，复典选举。”[30]则尚书贾诩、徐奕虽掌选举，但很可能不以“吏部”为号。这样看来，“吏部尚书”这一名号正式固定下来，还要到魏晋时期。
综括来看，东汉时期曾改常侍曹为吏曹，东汉晚期尚书机构中分化出选部，“选部尚书”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官名。此后吏曹盖不存，再后来，又以吏部之名代替选部。由此，就完成了从“吏曹”到“吏部”的转变，作为固定官名的“吏部尚书”亦由此成立。“选部”尚且不是正式的曹名，“吏部”则是完全正式的曹名，确切说，“吏部尚书”是最早以曹名为号的官职。这是一个相对曲折的过程，而且伴随着汉魏之际政局的剧烈变动。(www.xing528.com)
魏晋时期，“吏部尚书”这一称谓，是一个纯粹的官名，而非机构名和官名的叠加。“吏部”相对“尚书”而言，是一个相对凝固的修饰性的词语。史籍中凡提及有人担任吏部尚书者，在迁转、征拜等相对郑重的场合中，一般不会仅仅称“尚书”。《三国志·魏书》称卫臻“迁尚书，转侍中吏部尚书”[31]，又载卢毓的任命诏书中有云“其以毓为吏部尚书”[32]。《晋书·山涛传附子山简列传》称：“（山简）复拜尚书。光熙初，转吏部尚书。”[33]《晋书·温羡列传》记载温羡“累迁尚书。及齐王冏辅政……转吏部尚书”[34]。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可知魏晋时期，在迁转、任命等诸多场合，“吏部尚书”一般要称其全名。[35]后世也是如此，相关史料不再赘举。相比之下，曹魏时期官员迁为吏部尚书之前所担任的尚书，则并不冠以曹名。不仅如此，从卫臻的例子中还可以看出，吏部尚书若加官侍中，则称“侍中吏部尚书”，与其他的固定组合“侍中尚书”也有所不同。[36]
选部尚书、吏部尚书是最早“以曹名为号”的尚书，这一开始就与该尚书特殊的职掌、较高的地位有关。第一个选部尚书梁鹄是书法家，灵帝末以善书至选部尚书，可能与灵帝后期宦官专政、社会动乱、政事纷纭有关，然史料不足征，不敢妄加推测。[37]史料所见最早的吏部尚书，即是前述董卓秉政时期的周毖。《三国志·蜀书》称：“（周毖）与靖共谋议，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38]拉拢知名士人，无疑是董卓进京后的重要举措，此时吏部尚书无疑承担着特殊责任。只不过董卓所“显拔”者，后来反而转化为反对董卓的力量。[39]此外，后来的吏部尚书何晏等人，都在政局中举足轻重。
魏晋隋唐间，吏部尚书也一直位高权重，与其他诸曹尚书有别。《唐六典》称：“然此官历代班序常尊，不与诸曹同也。”[40]这是就位次而言。然案《通典》，在“魏官品”“晋官品”“宋官品”中，尚书列于第三品，并未单独列出吏部尚书。直到梁制十八班中，吏部尚书才较列曹尚书相差一班，尚书吏部郎则较其他尚书郎相差六班。不过，《通典》所载三朝“官品”并不能完全反映三朝官制的实际情况，[41]而且，此期官品有时也不能反映官位尊卑。梁制十八班，其中尚书吏部郎地位之高、吏部尚书之单列，应不是梁代才有的新制，而是魏晋以来就逐渐形成的制度。又《宋书·百官志》称：“吏曹任要，多得超迁。”[42]此为学者熟知，又胡三省云：“自晋以来，谓吏部尚书为大尚书，以其在诸曹之右，且其权任要重也。”[43]总之，吏部尚书不仅在“班序”上与其他尚书不一样，职权、地位乃至任官者前途，都与诸曹尚书有所不同。[44]这样来看，汉末选部尚书、吏部尚书虽冠以曹名，但属于特殊状况；汉末诸曹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的状况，总体上没有改变。不过，如下文所欲论，魏晋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转变，其他尚书也开始“以曹名为号”；“吏部尚书”名号的生成，则可以看作这一转变的先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