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的称号与曹名无关

唐修《晋书·职官志》记载：

后汉光武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改常侍曹为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事，客曹主护驾羌胡朝贺事，二千石曹主辞讼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贼事，合为六曹。并令仆二人，谓之八座。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灵帝以侍中梁鹄为选部尚书，于此始见曹名。^[5]

其中“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的说法至关重要。既往研究虽时或提及此语，但所论不深，仍有待发之覆。所谓“曹名”，指的是东汉的三公、吏部、民、客、二千石等“曹”之名。^[6]“不以为号”说明尽管分曹治事，但不存在三公尚书、二千石尚书一类的正式称呼。至于梁鹄为“选部尚书”，从而“始见曹名”，意在谓从梁鹄起，才将曹名冠于尚书官职前。依此叙述，则可以想象，从汉代“虽有曹名，不以为号”到后世吏部尚书、户部尚书这样“以曹名为号”，是一个尚书系统官职名号叠加的过程。这一过程，背后是尚书台机构的日益明晰：随着分工的明晰，负责一定工作的官员也逐渐固定，由此“曹名”方能固定在“尚书”之前，成为修饰性的“号”。不过“官员固定”和“曹名为号”并不是同步的，后者晚于前者。两汉时期一般还不存在。

这样看来，则《通典·职官一》中所列举汉代“三公曹尚书”“常侍曹尚书”“贼曹尚书”等显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官名，而只是杜佑依本后世制度的追记。^[7]事实上，魏晋南北朝以后对汉代制度的叙述，字句之间，已经多少与杜佑的认识类似，从而已经与制度的本相产生偏差。

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云：

尚书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汉旧仪》曰：“初置五曹，有三公曹，主断狱。”蔡质《汉仪》曰：“典天下岁尽集课事。三公尚书二人，典三公文书。吏曹尚书典选举斋祀，属三公曹。灵帝末，梁鹄为选部尚书。”）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民曹尚书主凡吏上书事；客曹尚书主外国夷狄事。^[8]

这里虽有“常侍曹尚书”“二千石曹尚书”等说法，但实际上和前引《晋书·职官志》的记载并不矛盾。所谓“某曹尚书”，并非“以曹名为号”的尚书，而只能理解为“管理某曹事务的尚书”，是机构名和官名的叠加。换言之，此期作为机构名的“某曹”，还没有和作为官名的“尚书”相连而构成新的官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称“常侍曹尚书”“二千石曹尚书”而非“常侍尚书”“二千石尚书”，也说明“曹名”和“尚书”并未直接相联系，和后世的“都官尚书”“度支尚书”等称谓有所不同。不仅如此，“常侍曹尚书”这样的称谓，不见于《续汉书·百官志》的正文，而只是“本注曰”中的内容。《百官志》的正文，来自东汉之“官簿”，“本注曰”不过是晋代司马彪的理解与叙述，相对“官簿”而言，是非正式的，而且透露出晋朝的时代色彩，应该加以区分。

与“本注曰”的引述略有不同，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引《汉旧仪》称：

师古曰：《汉旧仪》云：尚书四人为四曹：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9]

与卫宏《汉旧仪》的这条佚文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其他史籍中。《唐六典》卷二“吏部尚书”条引《汉旧仪》时的引述与颜师古不同：(www.xing528.com)

《汉旧仪》云：尚书四人，为四曹：一曰常侍曹，二曰二千石曹，三曰民曹，四曰客曹。成帝增置三公曹，为五曹。其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10]

这是说“曹”主丞相、御史之事，而非“尚书”主丞相、御史之事。李贤注《后汉书·光武帝纪》引应劭《汉官仪》云：

常侍曹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11]

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所辑卫宏《汉旧仪》佚文则与颜师古、《唐六典》的说法均有异：

尚书四人，为四曹。侍曹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民曹尚书，主庶民上书事；客曹尚书，主外国四夷事。^[12]

孙星衍辑本与四库馆臣也略有不同，其中孙星衍有一条案语称：“成帝纪注、《后汉书》应劭传注、《唐六典》四引皆作‘户曹’。”^[13]颜师古等将“民曹”改为“户曹”，当是为避李世民之讳。四库馆臣所辑既作“民曹”，则其所本当不出于唐代太宗以后。这样看来，颜师古所引述、四库馆臣所辑本的两条材料，来源或有不同；颜师古引述时当是根据己意删去“常侍曹尚书”“二千石曹尚书”之“曹”字，使得读者的理解容易发生偏差。^[14]后人所引《汉旧仪》《汉官仪》等文献时的说法，宜加辨正。

事实上，考察《汉书》《后汉书》的记载，在汉末以前，凡提及尚书，均是单称“尚书”二字。比如《汉书·冯奉世传》：“上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15]《后汉书·桓潭冯衍列传》：“复征入为尚书。”^[16]《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酺对第一，拜尚书。”^[17]由这些例证可知，两汉时期，在征拜以及自称、奉使等诸多场合，都是只称“尚书”，不冠曹名。

在这种情况下，尚书虽然自汉成帝以后明确了分曹治事的原则，^[18]但主要掌管的“奏事”，包括传递、保管文书，也负责其他一些事务，但绝不是包揽宰相职权。总的来说，两汉的尚书组织，不是宰相机构。即使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宦官集团常轮番秉政，“中朝”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尚书在职权上也仍然不能替代三公，^[19]在地位上，东汉尚书则禄秩一直较低，皆六百石，尚书令也不过千石，都与公卿相差甚大。此外，尚书台在机构规模和人员配备上也并不稳定，《后汉书·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记载章帝时韦彪上书说：“往时楚狱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职，而类多小人，好为奸利。今者务简，可皆停省。”^[20]且后来“帝纳之”，这说明东汉尚书台即使有令史，也不过是临时派遣的，此时令史性质可能和早期郎官“给事尚书”差不多。凡此种种，表明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与尚书机构还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情况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