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抗蒙保卫战的背景与斡腹之谋

攻广西之敌，碑文中称“鞑”、称“虏”、称“贼”，而无一语蒙古。“贼”是中国古代对敌人的一种贬称，“虏”是汉族对外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者的辱称，南宋时人多用“鞑”来指代蒙古族。南宋末年正是蒙古军大举入侵之时，因此这是蒙古来攻，绝无疑义。

碑文记述两次抗蒙保卫战后，称蒙古乃“阴山极北之寇，犯炎方宅南之境，狙伺二十年”，此盖指蒙古的“斡腹之谋”，这也是广西抗蒙保卫战的大背景。广西现存诸多有关宋蒙战史的摩崖碑刻，即与此相关。一是淳祐六年（1246）《桂林撤戍记》，云：“淳祐乙巳（五年，1245），圣天子以鞑侵大理，豫戒不虞，诏京湖大制阃调兵戍广。”^[19]二是淳祐九年（1249）《新建犒赏库记》，云：“皇帝嗣统二十有四年，疆吏来告，鞑将蔡云南以剜我南鄙，□驰驿召濠梁董公（槐）镇桂州。”^[20]三是宝祐三年（1255）《宜州铁城记》，云：“岭右自淳祐以来，传云南有鞑患，朝廷重我南鄙，移师戍之。”

这些碑刻所记，均表明蒙古有从云南假道攻宋的倾向，此即“斡腹之谋”。所谓“斡腹”，是南宋时人对蒙古军作战中采取的一种战略或战术的称谓，指暂时避开敌人的正面防线，绕道至敌国或敌军背后的腹部地区展开攻击，其实质上是一种假道借路的行动。蒙古在灭西夏、金，以及三次西征之中就多有用到此战术。^[21]宋人认为蒙古的“斡腹之谋”有两层意义，一是自秦、巩假道吐蕃或云南“斡腹入蜀”，二是自云南或安南“斡腹攻广（西）”，其内涵在于避开南宋坚固的淮河、长江防线而假道大理、安南，迂回包抄南宋薄弱的后方，如广西、四川南部、湖南西部等地区，开辟战争的突破点。^[22]

端平元年（1234），宋蒙战争正式爆发。至嘉熙年间（1237—1240），南宋君臣就已风闻蒙古假道攻宋的“斡腹之谋”，并采取了应对措施。嘉熙元年（1237），蜀人吴昌裔以广西经略司据岑邈、谢济所申，“以为敌（蒙古）已破大、小云南”，称“广西事体直可寒心”^[23]。嘉熙三年（1239），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具申朝廷，“鞑贼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国，斡腹入寇”，宋廷则下扎广西经略安抚使徐清叟，“严行体探，预作堤防”^[24]。淳祐元年（1241），又“或言虏谋自安南斡腹”，理宗遂欲命名将杜杲出守广西。^[25]同年，宋廷密札广东经略安抚司，以谍报“（蒙古）谋由交趾趋邕、宜”，令广东经略安抚使刘伯正与广东转运使刘克庄“整龊军马，漕积聚钱粮，以俟调发”，后“斡腹之说”更是“若缓若急，将信将疑，岁岁如此”^[26]。

淳祐九年（1249），时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李曾伯也曾奏：“十数年以来，始传鞑有假道斡腹之计，见于中外奏疏，前后凡几，其为隐忧，岂得敷述。”^[27]其“十数年”前，当在嘉熙年间或更早以前。足见在宋蒙战争之初，宋廷就被蒙古的“斡腹之谋”所困扰。

淳祐十二年（1252）九月，忽必烈入觐大汗蒙哥，受命帅师远征大理，兀良合台为总督军事。至宝祐二年（1254）秋，兀良合台俘大理国主段兴智，“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云南地区自此纳入蒙古统治。^[28]这为蒙古“斡腹”进攻南宋铺平道路，广西也由大后方变成前线阵地。(www.xing528.com)

另据《宋史全文》载，蒙古灭大理后，从宝祐三年至五年（1255—1257），有关“斡腹之谋”“斡腹之传”“斡腹一事”“斡腹支径”等内容频繁地出现在理宗与大臣的召对、宣谕中^[29]，显示出蒙古正加紧实施“斡腹之谋”，南宋西南边防形势也愈发危急。宝祐五年（1257）十月廿二日，湖南安抚大使李曾伯得广西经略安抚使印应飞手札，云：

应飞自得特磨之报、安南之报，此心如熏，盖念敌人积年工夫，破大理，入善阐，降罗鬼，此皆蛮之强大者，皆已入掌握中，才入省地，奚往不可，区区宗社之忧，更出于所部之外。今精兵良将尽在两淮，若自上旨辍二万人，命两大将前来，转残局为胜势，当在此举。^[30]

印应飞手札中言事急切，其“特磨之报”“安南之报”，即是蒙古欲借道云南或安南进攻广西的情报。后李曾伯缴报此札，并望理宗“宣示辅臣，共图庙谟，速遣边援，以救封疆之急，宗社生民”。遂有宋廷设立广南制置大使司，建阃静江，李曾伯改除广南制置大使，措置广西边防。

从宋蒙战争爆发之初，至宝祐六年（1258）秋蒙军自云南进攻广西，第一次广西抗蒙保卫战爆发，蒙古假道攻宋的“斡腹之谋”流传二十余年，故宋方将帅李曾伯认为蒙古“狙伺二十年”并无不妥。但值得注意的是，温海清先生认为南宋军报中频繁流传的蒙古“斡腹”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南宋西南边帅出于对蒙军军事行动的本能警觉的反应，进而作出的一种臆测和联想，以及蒙古“斡腹”攻宋战略在宋蒙战争之初并未出现。^[31]此观点有其合理性，与近年来石坚军先生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提出自成吉思汗时代起蒙古就已形成的对宋总体战略的“斡腹之谋”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