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桂阃文武宾校战守题名记”，其“阃”的本义为城门之槛，南宋时人多用指代制置使司。其全称为某路或某地制置使司，宋人文献中常被简称制司、制阃、阃司。它是宋廷在前线设立的军事指挥和统兵机构，初见于北宋中期，战事结束即罢，南宋中后期因金、蒙入侵频繁，遂常设化，如川陕战区有四川制置司，京湖战区有京湖制置司，长江防线有沿江制置司、制置副司，沿海防线有沿海制置司。[5]“桂阃”则指广南制置大使司，其掌广西、广东两路军政大权，因置司于静江府（今广西桂林），静江旧名桂林或桂州，[6]故名。题名记则是宋代在厅壁记基础之上围绕题名行发展而来的新型杂记体文，主要内容为记事、题名，亦承载了明显的政治功能，如强调吏治、歌颂官绩、重视教化等。[7]碑文记录广西地方官吏抗蒙事件兼有题名，鲜明体现了这一文体的特点。
碑文首句记宋廷“合二广创制阃”，“制阃”即广南制置大使司，此事《宋史》记载颇详。宝祐五年（1257）十一月五日，宋廷诏湖南安抚大使、知潭州李曾伯兼节制广南，“任责边防”；同年十二月一日，设广南制置大使司，李曾伯改兼广南制置大使，置司静江；宝祐六年（1258）正月二十三日，罢广西经略安抚司，李曾伯除广南制置大使兼知静江府，并“经略司官属改充制司官属”[8]。需考辨的是，碑文称设立桂阃在宝祐六年（戊午），《宋史》则记于宝祐五年。但这并不矛盾，因李曾伯是于宝祐六年正月十一日才从潭州（今湖南长沙）起发，[9]到达静江的时间在二月六日，[10]其到任后广南制置大使司才能算是正式创建。此外，《宋史·地理志》在“静江府”条下记“宝祐六年，（广西经略安抚使）改广西制置大使，后四年废，复为广西路经略安抚使”。按，“广西制置大使”其中的“广西”为“广南”的讹误，而宋廷于景定元年（1260）罢李曾伯广南制置大使后，复置广西经略安抚使，故“后四年废（景定三年，1262）”的记载也不准确。
李曾伯，字长孺，号可斋，祖籍覃怀（今河南沁阳），宋室南渡后，祖辈寓居嘉兴，《宋史》卷四二〇有传。[11]李曾伯一生“七开大阃，官辙几遍天下”[12]，自淳祐二年（1242）历任淮东安抚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广西经略安抚使、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四川宣抚使、湖南安抚大使、广南制置大使及沿海制置使。而淳祐九年（1249）李曾伯曾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出任广南制置大使是其第二次统帅广西，故自称“再牧”。(www.xing528.com)
碑文开端还提及建康都统制朱广用“修浚城池，为保固计”。朱广用于宝祐五年（1257）七月以池州都统制改除建康都统制[13]，其从江防前线“领军来戍”广西，实为李曾伯向宋廷请派良将，督办修筑静江城所致。李曾伯为接替前广西统帅印应飞修城，于宝祐六年（1258）二月十九日曾奏：“今亦乞朝廷差委曾经荆、淮守御都统制一员，前来相度此城周备之后，有无堪以御患，就令任责，了此工役，庶几劳民动众，不至虚费。”[14]朱广用也因督办修筑工事，得到宋廷嘉奖，华景洞内原来还有一通摩崖碑刻，额篆书撰“开庆己未奖谕敕书”[15]，碑文主要内容即为理宗褒奖朱广用督办修筑静江城的辛劳和功绩。
碑刻后部主要是广南制置大使司幕僚的题名，亦可见其属官的设置，有制置司参谋官（参谋）、制置司机宜文字（制机）、制置司计议官（制议）、制置司干办公事（制干）、制置司佥厅官（制佥）、制置司帐前都统制（制帐都统制）等，[16]共计十八人。余下的题名，如“总管”“路钤”，均属路级兵官，两者当分别是广南西路马步军副总管和兵马钤辖的简称，按例，两军职每路均只设一员。[17]但从题名看，人数远远超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南宋军职滥授、冗员严重的现象。王曾瑜先生就曾举例，南宋末年江东一路马步军副总管有十一员，路兵马钤辖有八员，远超编额。[18]最后，“戎司”则是都统制司的别称，亦设有机宜文字、干办公事等属官，前文曾提到建康都统制朱广用，其即统帅建康都统制司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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