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长期交涉未能使“高桥轮船案”得到解决，但美方并未因此而罢休。1875年12月，美国驻上海领事西华升任为驻华全权公使。次年，他直接赴总理衙门交涉，要求了结此案。
1876年7月，总理衙门收到西华所发照会，后者列明案件五大要点：高桥轮船确为熙尔之船，常胜军曾经雇用数月，双方曾为此立有契据，虽然契据已经丢失，但有多名证人可为其作证，因此要求杨泰记偿还租船欠款及利息。总理衙门随即咨行南洋大臣，令其迅速查办此案。
后南洋大臣咨复，据苏松太道冯焌光称，“查高桥轮船，杨泰记曾否租用，毫无凭据”，并强调其办案“必问凭据之有无，以定应还之与否”[30]，无据取偿实在有违公理，美方所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断案的证据。南洋大臣沈葆桢和总署也表示认同冯焌光的判断。
西华见清政府不肯认账，要求其函询在案发时曾任江苏巡抚、管辖常胜军的李鸿章了解此案的详情，“在同治元（1862）、二年（1863），常胜军曾用过此船十四个月否”“此十四个月内，该船为曾发逆所抢否”“此船租价及坏船赔价，曾还过若干抑系还清否”[31]。后又强调“本大臣兹奉命饬向贵国国家索债，实缘此船杨泰记既为贵国租用，本国即想此账不必向杨泰记追偿，须向贵国国家索取也”[32]，强调此案的索赔是双方在国家层面上的交涉而非单纯的民间交易，对清政府施加压力。
总理衙门向李鸿章询问案情，后者则表明自己其实并不知情，“鸿章抚苏时虽曾调遣防剿，而于该军雇船购器等事从未丝毫过问”，“至于高桥小船何人经手所租，何时雇用，不但事后不能追忆，即当时亦无从知悉”[33]。他同时表示如果此款应还的话，当初吴煦应当早已偿还。并同样认为此案既然没有凭据，不能凭空索偿，现在吴、杨二道又已逝世，无从对峙，美方不应再行纠缠，支持总理衙门据理辩驳，或者再请南洋大臣来评断此案。(www.xing528.com)
针对案情本身，总理衙门同西华之间就诸多细节问题展开争论，所围绕的核心无外乎是否存在“高桥轮船由杨泰记向熙尔租用”的事实，这直接关乎中方是否应该进行赔偿。而相关的细节问题则相当复杂，包括熙尔丢失契据是否有明确的时间和地点、熙尔是否与杨泰记主人串通勾结导致欠款问题纠葛不清[34]、吴道归还其他欠款唯独不认此船租价必定有其道理、高桥轮船的最终去向、调停人第二次所断不应还之款为杨泰记之账或是吴道之账等[35]。但由于缺乏真凭实据，双方只是就情理辩驳、各执一词，甚至己方所言亦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此含混不清的争论看似激烈，但纠缠许久亦均未能说服对方。
而在双方诸多细节问题的讨论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各自在断案原则上的根本分歧——人证与物证在法律上何者更具效力的问题。总理衙门认为“查此案人证则有，凭据则无，若欲以人证即作为凭据，则原告人证系言原告一面之词，被告人证系言被告一面之词，何由定断？”[36]，认为有明确文字的契据是索要欠款唯一决定性的根据。西华则提出“文字之据，是否属真，尤有时待于证人言，方能辨其无伪，今竟以人证之言为不可靠，是直一无可靠也”“西国官府在本国办事多多，凡有案件，均系以案中见证之言为可靠”[37]，更加强调人证在断案中的重要性。[38]
在双方争论持续近一年仍无果的状况下，西华率先提出解决方法。在1877年5月的照会中，他向总理衙门表示如果中国不愿认账，应请各国驻京大臣甚至专请某国驻京大臣进行评断或调停。这实际上是意图迫使清政府把处理此案的主动权让出，自然未能得到后者的同意，总理衙门回复表示还应当在此两种方法之外另寻其他途径予以解决。
综上所述，在第一次争论之中清政府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在争论中据理力争，拒绝为此案做出任何赔偿。但美方也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其坚决的态度也令总理衙门倍感压力，于是便按照李鸿章之前的建议，提出令管辖事发地上海的南洋大臣沈葆桢重新调查，设法了结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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