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绘秦始皇形象时，秦代法律的严酷也是被汉人浓墨重彩的。如陆贾作《新语》十二篇，便指出秦之所以速亡，根本原因在于笃信法家学说，尚刑轻德：“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33]贾谊著有《过秦论》，其中也有“秦王怀贪鄙之心……禁文书而酷刑法”的言论。反之，汉人却对汉代初期的法律给予极高的评价，如《汉书·刑法志》中便认为汉初“蠲削烦苛”“务在宽厚”的法律原则和“从民之欲，而不扰乱”的政治原则使得“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过去由于秦汉法律材料的缺乏，对秦汉法律的研究仅仅依靠传世文献或根据唐律进行推测，但是随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岳麓秦简等一批秦汉律令文书的公布，我们可以发现西汉初年的律令与秦律相比，从定罪量刑的标准到刑罚的种类及残酷程度，二者并无太大区别。
对于秦律和汉律的关系，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就对汉高祖入关时的“约法三章”提出了质疑。而随着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等出土文献的公布，也有学者将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进行对读，来分析秦汉法律的变迁。于振波先生将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与《史记》、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进行对比，认为在汉文帝刑制改革以前的汉律，在法律原则、指导思想及其科罪定刑的标准等方面，与秦律是一脉相承的，看不出谁比谁更能体现出“仁政”[34]。白艳利先生认为，从张家山汉简等简牍中可以看出，汉初的法律基本上继承了秦的法律，所以秦朝吏治败坏才是导致秦速亡的原因。[35]杨玛丽先生将秦汉法律中的盗律、贼律、告律、亡律等进行对比，认为汉初刑法不仅在部分律文上直接承袭秦刑法，而且对盗窃、杀人、不孝、诬告及逃亡等犯罪的处罚原则与秦刑法的呈现出一致性。[36]
不仅秦律与汉初律令所差无几，出土的秦律中甚至体现了秦始皇体恤百姓的一面。在新公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当中一条律令记载泰山守上报：按照以往的律令，父母犯罪其子女也需收押，但是有的年纪较小，在押送的过程中恐怕会出现死亡的情况。之后经过初步的讨论，认为应当“令寄长其父母及亲所”，其后，又经丞相“议”补充了“八岁”这个年龄限制：
1114：●泰山守言：新黔首不更昌等夫妻盗，耐为鬼薪白粲，子当为收，柀（彼）有婴儿未可事，不能自食
0918：别传输之，恐行死。议：令寄长其父母及亲所，勿庸别输。丞相议：年未盈八岁者令寄长其
1935：父母、亲所，盈八岁辄输之如令。琅邪（琊）郡比[37](www.xing528.com)
这条律令虽然没有记载秦始皇的制书意见，但是一定是经过皇帝许可后方能成为律令，所以秦始皇对这一条律令内容是认可的。还有另一条皇帝直接下达的诏令：
1003：●制诏御史：闻反者子年未盈十四岁，有辠为城旦舂者，或婴儿殹（也），尚抱负及毚（才）能行，县官
0998+C10-4-13：即皆令衣傅城旦舂具，其勿令衣傅之。丞相御史请：诸年未盈十四岁而有辠为城旦舂者（缺简）[38]
这一条令文中，皇帝通过“制诏御史”的方式提出，对于未年满十四岁因罪为城旦舂者，可以不使用刑具。由秦始皇主动提出减免刑具是否可以认为在秦始皇的政治理念中具有“爱民”思想？张分田先生认为在《史记》当中记载秦始皇巡行各地并铭功刻石，其中“黔首安宁”“黔首是富”等语都体现了秦始皇的“民本”思想，他分析指出“即使秦始皇摒弃诸子百家，单凭法家学说治国，他也会知晓民众为国家政治的基础、得民心者得天下和施政应爱民利民的道理，也会在一些时期或一定程度上推行重民政策”。[39]在《赵正书》中，也记录了秦始皇临死之时流露出的温情一面：
病即大甚，而不能前，故复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孤弱何……吾哀怜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40]
不管是爱怜幼子还是为体恤百姓主动减轻刑罚，这样的秦始皇形象都是传世文献中不曾出现的。始皇死前怜悯幼子的心情是亲情的体现，对死亡的恐惧是人之常情的流露，但一向被认为是“暴君”的秦始皇是否具有“爱民”的思想，还需进一步考究。笔者认为，在律文当中所反映出的秦始皇“爱民”“仁政”等思想可能仅仅局限于姿态，其爱民之心，恐怕还需考证。但是这些法律文献反映出秦朝的律令与汉代初期的律令是几乎没有差别的，所以不能简单将秦速亡的原因归咎于秦朝法律严苛。论及秦速亡之因，可能在于法律的执行与吏治，以及秦始皇多次兴修大型工程，如大建阿房宫、兴修驰道等，工程浩大，徭役繁兴，确实劳民伤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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