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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汉畛域改革带来了何种成效?

时间:2023-07-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75]种种证据显示,清朝化除满汉畛域的改革,不但于整体上很不够,而且即使在已采取的措施方面,其成效也非常有限。鉴于清廷改革满汉畛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赢得舆论、消弭革命,因此舆论如何评价清廷的改革,是很能展现清廷人心得失的状况的。如上一部分所述,清廷下发关于平满汉畛域的谕旨大约有五六条,我在此主要讨论舆论关注较多的方面。清廷虽然下诏要求礼制刑律划一,但有理由相信,这一举措并未收得太多成效。

清廷的汉畛域改革带来了何种成效?

当改革开始的时候,舆论对此褒贬不一。《申报》称赞道:“盛哉!两宫之洞见症结,而于今日救亡图存之策能规其大也。”[74]而《振华五日大事记》则评:“……继而疑终而惧。疑者则以朝廷既化除满汉,而明论所及,但为旗人经济问题谋,而不为汉人政治问题谋。惧者则以朝廷既不为汉人政治问题谋,必日挟政治上独占之势力,以扩张旗人经济上之势力,则不平者益不平。借经济上新辟之势力范围,以拥护政治上固有之势力范围,则所欲化者益不化。”[75]

种种证据显示,清朝化除满汉畛域的改革,不但于整体上很不够,而且即使在已采取的措施方面,其成效也非常有限。在这一部分,我将主要从通过政策执行力度和舆论时评两个角度来分析改革的成效。鉴于清廷改革满汉畛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赢得舆论、消弭革命,因此舆论如何评价清廷的改革,是很能展现清廷人心得失的状况的。

如上一部分所述,清廷下发关于平满汉畛域的谕旨大约有五六条,我在此主要讨论舆论关注较多的方面。首先是最受关注的撤驻防、改旗籍。根据谕旨,显然,清廷没有做出任何努力。至于筹八旗生计,如上奏折所见,清朝让旗人统领清查户口、田产以分配给旗人,若不足,则平价购买附近农民田地。但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清朝人口剧增,人地矛盾空前紧张,除了一直有禁令保护的东三省外,早就没有足够开垦的空地了;至于花钱购买田地,且不说是否有土地以购买,单对于当时贫弱的财政状况来说,也是完全不现实的。按照定制,只要是旗兵,便能领得粮饷,若是贸然破除旗制,则这些旗兵及依赖于他们的家属衣食不保,就直接动摇了清朝特权群体的统治根基。可见,经济上的困难使得改革旗制这一化除满汉畛域最重要的一点,始终无法推行下去。

对于改革旗制,为旗人谋生计的困难,时论也早就认识到了。《竞立社小说月报》评论:“驻防有口粮而无生计也久矣,一旦购取民田以授之,则爱之适以害之也。夫工商百业皆可经营,尽归于农,其途既隘,而揆诸执业自由之心理,尤为枘凿不安,此犹浅焉者也。满汉畛域之见,士夫之少数仅存之,今将增益之以蚩氓之多数。政治之问题既有之,今将一变而为生计之问题。近闻广东驻防择取民间膏腴之说,其犹大风起于青之末乎?”[76]

针对前面提及的,发给旗人十年钱粮,或者发行债票以筹款项的方案,时评指出:“夫天下享莫大之权利者,必负相当之义务。满人因不事生业,而致穷困。因穷困而预得十年之口粮。权利义务之不平等,孰有甚于此哉!”针对发行债券的方案,该时评指出列强发行债券,是因为军事需要。中国为了旗人生计,贸然发行债券,是本末倒置,而且其信用本身就不高。后果就是遭遇经济危机时,债票用不出去;若满人依靠政治地位强行兑付,则导致市场的混乱,“于是始而冰炭,继而仇视。满汉之界。将更形分辟矣。……而推本之论,势必归罪满人。分标示帜,阋墙之侮,又何待蓍龟也哉。由此观之,给以十年之口粮。不啻饮以一杯之鸩酒。爱之,适以害之聚六州之铁,铸为大错。犹得谓化除畛域乎?”[77]

《政论》也对此深表怀疑:“夫八旗生计问题久为世人所唱道,其解决之办法无外于使之自由营业而不限于当兵坐食之一途。今夺其数百年来衣食所恃之饷,强以素所不习之农业。旗人之游惰不事事者固不免于怨望而各省之民田正苦于地密人稠,无殖民之余地。今又夺之以与旗丁,其为厉于吾民者,又岂浅鲜。且驻防之制未撤,所谓都统、协领、佐领者犹存,欲使旗人俯首受治于有司不亦难乎?……借拨磅余及美还赔款以筹办旗丁之生计:夫以庚子年四百兆巨款所余之一部及所还之一部,而以置之不生产之地,供数百万游民之消费。其为旗人计划则得矣,其如天下何哉?”[78]

对于满汉刑律同一问题。前文提到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曾上奏请满汉刑律同一,后来他又上奏陈请类似内容,并提出要减轻刑罚。清廷虽然下诏要求礼制刑律划一,但有理由相信,这一举措并未收得太多成效。旗人之所以之前能享受刑律的优待,除了法律条文本身外,还得益于其独立于官府的八旗管控体制。鉴于八旗体制并未得到改变,地方的佐领、都统都还在任,因此满汉刑律统一于政策之外,实际成效不彰。这一点也可由时论佐证。《政论》很早就表达了怀疑:“旗人与汉人同一犯罪,而所受之刑罚轻于汉人,此尽人所同知也。今一旦欲整齐而划一之,恐非礼部及法律大臣之所能奏功矣。”[79]

“达生”评论道:“观吾粤都会之警察总局分局之外,又有所谓满洲、汉军者焉。各守疆界,隐若两国。吾不知融和满汉之说何谓也。……前有汉人入居旗街,受欺于旗人,赴警局控告而不为伸理。及由汉界警局照会,乃提案苟且了事。是旗界警察无保护汉人之责也。……况曰照会曰解回,俨如两国之交涉焉。其与融合满汉之旨相违一至于此。”[80]虽然该文写于1908年五六月间,距清朝灭亡尚有三年多,但其所展现的满汉管控有别的森严,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峻

1907年朝臣上奏时,还主要涉及了不分满汉官缺、推进满汉通婚和满汉礼俗同一等问题。关于不分满汉官缺,应当说清廷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果,包括1906年官制改革后,中央十一部部员均不分满汉;地方上,东三省也裁汰不少旗官、都统等专满人职,而开放更多职位给汉人。但这一点成果,被后来的庆亲王内阁(即皇族内阁)彻底抹杀。人们只记住了朝廷高层中满族宗室的崛起,而这严重打击了社会对清廷的信任。时论也反映了高层改革的微妙状况:“融各满汉之界叠奉明谕宣示,但融和者其名,隔阂者其实也。内阁总理大臣,为全国行政之长官。体制隆重,迥非其他群僚可比。今苟组织内阁,简任总理大臣,在枢府必以此而费斟酌者。若任汉大臣。则寄重任于异己,终有难于凭信之处。反之而简满大臣,又不足以表大公无私之心。此中芥蒂,在枢府必不能释然于怀者。组织责任内阁,不能即见诸实行者,是亦从中为梗之一也。”[81](www.xing528.com)

至于推进满汉通婚,清廷早在1902年即下旨开放满汉婚姻之禁,但目前并没有太多数据能准确体现推进的结果。时论有云:“融和满汉之策,不在形式,而在本原之地。必使心理上消除恶感,而后一切礼式,可迎刃而解。乃某御史急焉,第欲改满洲妇女服式为汉装,以为满汉通婚之计,抑末矣。”[82]虽然不少人都通过推行满汉通婚以胥化满汉形迹,但两百多年来生活区域的隔离、习俗礼仪的大异,都使这一政策没那么好推行。

关于礼俗同一,以实际颁行的统一满汉丁忧时长为例,虽然清廷最后下旨要求满汉官员丁忧时间均为二十七个月,但同时对身居要职者保留了豁免的可能。不过被豁免者多为满人,如军机大臣那桐、京旗步军统领毓朗等。路康乐总结道:“除了某些例外情况,大多数旗人官员利用了谕令的例外待遇,基本还是遵循了满人的传统只丁忧100天,而大多数汉族官员依然和从前一样,去职丁忧27个月。”[83]

考察清廷化除满汉畛域的成果时,还不能遗漏对专设机构——变通旗制处的考察。《申报》对变通旗制处曾有持续的关注和报道。变通旗制处成立之初,《申报》对其颇有期许,“夫裁籍则混合民籍,平等政权,不至旗人多入宦场,酿成偏枯之积习。裁饷则自由生计,各营能力,不至汉人独担义务,生出排革之恶感。消融畛域之根本,盖在于是。吾亦知变通旗制处为第一年筹备中之要件,千条万绪,非数言所能概括,而此两事实为最要最急者,因略论之”[84]。等到来年一月,报道就变成了“又如变通旗制处。虽已成立。(第五项)而八旗生计之如何设法。融化满汉之如何入手。仍未议定”[85]和“变通旗制处,或议裁饷,或议不裁饷,尚未解决。所谓筹办八旗生计,融化满汉者,毫无把握”[86]。言辞之间,于客观叙述之外,透着显而易见的失望。

在清朝灭亡的前夕,《大公报》对于变通旗制处的运作亦有描绘:“变通旗制大臣自入年以来,对于旗丁生计仍不甚注意。近忽有清查京外旗丁户口档册之举。此事系因监国日前召见那相时曾提及修正筹备清单,本年尚有续筹八旗生计一事,垂询究应如何办法。那相奏称现正详细会商,仍苦无切实政策等语。退后即晤伦贝子、泽公,密议数次,决定由清查档册入手,然此后之进行毫无端绪,不过聊以搪塞朝廷之咨询与粉饰外间之耳目而已”[87]。按照计划,变通旗制处此时应该处在清理地亩户口的阶段,然而实际上却毫无作为。显然,这一机构的怠政使它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成绩。它的懈怠散漫,是清朝化除满汉畛域过程的一个缩影。

当然,对于清廷化除满汉畛域的改革持肯定意见的也不是没有。一篇写于1909年,总结三十四年光绪朝的论说评道:“以言内政,则祖满汉之界綦严。设官用人,分权而治。而今则平满汉之界,沟通婚姻,变异官职。”[88]然而详考其文意,它其实是一篇《光绪朝东华录》的读后感。但是《光绪朝东华录》收集的都是官方档案,只听官方的一面之词,只看官方所下的种种谕令,而不去细考其实际效果,当然很容易得出改革颇有成效的观点。而实质上,本文已经揭示出,改革的效果远未达到“而今则平满汉之界”的程度。

改革也不是一点成绩都没有。除了已经提到的,至少以谕旨形式发出来的政策外,地方旗人为自己的生计也付出了不少努力。如,旗人金梁在东三省开设工厂,培养旗人谋生技能,并取得较好成绩;[89]东三省由于常年地广人稀,未经屯垦,居住此地的满人,改以农业为生,效果也远较内地要好。然而这样的成绩只是区域性的,于改善全国之大状况,实在是杯水车薪。

1907年,时论有评:“化除满汉之畛域,必欲求其效果,当以实不以文,以本不以末。每下一次诏书,必有一次奏章,不以虚文搪塞,即以末务敷衍,何能夺革命党人之口而壮中和主义之气也?何谓虚文,如请照敕臣工,破除积习、秉公办事等语是也。”[90]通过比对清廷后续发出的谕旨,这段话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这场改革的力度是多么轻微。除了制度的惯性与积弊实在积重难返,更严重的,也许是大众对此普遍的隔阂与不信任。是“一班国民,人人心目中且悬一满汉之界限”[91],也是“满汉平权实出自梦想立宪之呓语,质诸满人心中,究不降下。如此畛域,欲定平权,似无良法。衮衮诸公,其有以教我乎[92]?”到了1910年,新设立的资政院召开会议,时评仍为议院中关于满汉代表与旗人薪饷问题争执不下而感到无奈,而这篇文章的标题便是《满汉之界终难化》。[93]

先前促使清廷化除满汉畛域的重要原因,是革命党以满汉畛域为借口,大肆宣传“革命排满”的理论。虽然清廷确实采取措施化除满汉畛域,但考察辛亥革命时期汉人革命军针对满人的暴力,不难看出“革命排满”的思想并未被这些举措消除掉。在新军攻下的诸多有满人驻防的城市,都发生了屠杀满人的暴行。[94]二百余年满汉间深深的隔阂,直到清朝灭亡,都未能真正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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