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平满汉畛域的论争及其优化方案

1907年7月初，发生了带有强烈仇满反满色彩的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案。与两年前的吴樾炸弹案不同，这一次徐锡麟煽动反满的供词很快就被广为传播，极大引发了满人的惶恐不安。不但清廷大为惊骇，“近日颐和园中又添驻陆军两营，严为警备”^[32]。即使对于一般民众，对仇满情绪的感知也是很明显的。事件发生二十余日，《申报》评论：“自革命军起，而满汉之见日甚；自暗杀事起，而满汉之见又日深。我国自去年七月十三以来，预备立宪之声，既腾达于中外，而革命之风潮不息，暗杀之手段所以日加烈者，其第一之争执，在于满汉之不平等。……是以政府不欲实行立宪则已，果欲实行立宪，非先平满汉之界。其道未由政府不欲消除革命之风潮则已，果欲消除革命，非先除满汉之界，无由着手。故早一日实行立宪，即早一日弥革命之祸；早一日平满汉之界，即早一日成立立宪之局。”^[33]在这种局势下，化除满汉畛域已成为清廷延续统治的必然要求，这也随后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化除满汉畛域的大讨论。

1907年7月28日，袁世凯奏预备立宪改革十条，其中之一便是“满汉必须融化”。他说：“为今之计，惟有仍遵行皇太后勘定发捻各逆之成规，整饬内政，因时制宜，不分满汉，量才授事……臣工内如有满汉意见较深者，亦须量予裁抑，以杜猜防之渐，而消祸乱之萌。”^[34]三天后，端方也代安徽贡生李鸿才上奏，请平满汉畛域，并提出八条建议：“满汉刑律宜归一体，满臣不宜称奴才，满汉通婚宜切实推行，满汉分缺宜行删除，满洲人士宜姓名并列，缠足宜垂禁令，京营宜改混成旗，驻防与征兵办法宜归一体。”^[35]在日益紧张的环境和重臣的建议下，慈禧在8月10日下令征求平满汉畛域的意见：

我朝以仁厚开基，迄今二百余年，满汉臣民从无歧视。近来任用大小臣工，即将军、都统亦不分满汉，均已量才器使。朝廷一秉大公，当为天下所共信。际兹时事多艰，凡我臣民方宜各切忧危，同心挽救，岂可犹存成见，自相分扰，不思联为一气，共保安全。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36]

得到了朝廷的鼓励，满汉大臣关于化除满汉畛域的意见也就纷至沓来。据当时估计，仅到该年8月末，京外大小官员仅化除满汉畛域折即有“一百七十余件”^[37]。至于最终的相关奏折的数目，或者是上奏人的身份，现在都已难以准确统计和归纳了。

在这些奏折中，上奏人从多个方面讨论了如何化除满汉畛域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大问题，牵涉很广，本文仅从几个大方向，略陈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见。这些意见中，讨论最多的是关于旗籍和驻防的改革。正如陕甘总督赵惟熙在奏折中所言：“数月以来，内外臣工之应诏陈言者，章凡数十见，虽办法各有不同，而主裁撤旗兵之说，最居多数。”^[38]前已提及，旗兵战斗力下降，坐吃粮饷，全依赖于八旗体制。他们早已成为军事上的累赘和经济上的负担。因此，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涉及对八旗制度的改革。南书房翰林郑沅主张将旗兵“即改隶于各省，裁去驻防名目，占籍为民，京师各旗，则分隶于顺天府属一律办理，所有京外将军、都统等官，均应重定制度，酌量变更。”^[39]御史贵秀则主张仿照旗籍以建立军籍，满汉均可当兵。“近则直省满营，均归督抚节制，似宜于征兵退伍后，听其与汉人杂处，为农工商贾以谋生，等是国民一分子。”^[40]民政部右侍郎赵秉钧认为蠲除旗籍不宜太快，应分三步走：首先，“调查京旗各驻防户数及老幼丁壮男女口数，分别食饷与否，务得确数，详细造册，以凭考核。”其次，“户口查清以后，仿唐宋赐中兴功臣、开国功臣、奉天定难功臣等名号。凡隶旗籍，各给予开国功臣名号，或铸银牌赐之，或给予纸券，如诰轴之类，俾传子孙，先世勋荣，永彰不朽。其平世投旗者不给。”最后，“褒赏功勋牌券发后，应将各旗精壮子弟编入陆军，或挑作巡警，或分布宫廷当差，饷项从优支给。”^[41]

考虑到八旗制度为旗人提供了坐食的“铁饭碗”，一旦改革八旗制度，则势必涉及改革后旗人的生计问题。因此筹八旗生计成为紧随裁驻防、改旗籍后的核心问题。黑龙江巡抚程德全提出先化“无形之满汉”，即整顿吏治，再化“有形之满汉”：在撤京旗及驻防后，各处旗人悉归地方官管理，妥为编置；随后“裁撤将军、都统各缺，各计本官仍给养廉银钱。”^[42]桂林知府杨道霖主张，对除旗兵外的旗人，“听其出外自谋生计，不为限制。其应给钱粮、养赡等项，分别裁减，作为十成，每年递减一成，十年减尽”^[43]。吏部文选司员外郎胡潜则主张“清查八旗户口，分等造册”以区分不同层次的满人，身居高层，有稳定收入者则裁去他们薪饷；身居下层，缺乏生产资料或谋生手段的就让他们“或学工艺，或习商务，或课农桑，按年按月，妥为安置”，对他们缓撤钱粮，最后十余年内就解决了满人的生计问题。至于旗籍问题，他提出要“编旗人之籍贯也”，不同地区的驻防可分编入当地的县。“其中倘有窒碍，且仿卫官、卫田之例，设旗官，兴旗田，因时制宜，随地而变通也”，最后使满人汉人彼此间无嫌隙。^[44]

如果说程、胡二人考虑的还较为简单的话，那么端方、陈夔龙等人考虑的就更为周详细致了。两江总督端方条陈办法四条：“一、旗人悉令就原住地方，如军籍例编为旗籍，与汉人一律归地方官管理；二、旗丁分年裁撤发给十年钱粮，使自谋生理；三、移驻京旗屯垦东三省旷地，或自耕，或召佃取租，以资养赡也；四、旗籍臣僚宜一律报效廉俸，以补助移屯经费也。”^[45]江苏巡抚陈夔龙在主张“浑融旗籍”，满汉均属民籍，归官府管辖后，还提出要“安插流寓旗员”，“代谋生理，改籍后停发口粮，按照应发口粮酌给一二年，俾可各谋生业，工商军界听其自择，其有老弱病残者拨入养济院一体给恤”，最后还提出要广兴教育，让满汉人员一体入学，犹要“多习实业”^[46]。

值得一提的还有四川补用道熊希龄和陕甘总督赵惟熙的观点。熊希龄认为化除满汉畛域有四难，分别是恩饷、债券、移民和驻防撤销、旗制改革后的八旗生计问题。所谓恩饷、债券和移民，大体都可看做是改革的经济困难，清廷难以对旗人给予经济支持。对此，熊希龄的办法是：“广设工场及实业学堂，使子弟之壮者幼者，均有所习，则可各营生业，不致累及于父兄，程功虽缓，后效可期；以所筹恩饷，划其半为银行，发给股票，按年领息，既可励其储蓄，又可赡其日用；以所筹恩饷，专造满蒙各部铁路，凡有饷旗丁各给以铁路股票，岁得息银，亦足数每年所获之半额，则铁路可成，移民可行，旗丁亦不致有到手散罄坐食复贫之虑。”^[47]赵惟熙也表达了非常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与其把一大笔资金拨给每个旗人，却只是“不得一饱，且授簧鼓者以口实焉”，不如“预给恩饷十年，由国家为之生利，庶上下交相为益。”至于这笔款项如何筹措，他也有办法，即“拟请募集公债以资之，即以此项旗饷做抵，民间归还款有著，自无不解输恐后者，以五厘岁息记，则分摊十五年便可偿清。”而这笔款项则用作生产，“于西北立一大铁路公司，于东南立一大游船公司”，最后达到改革后“库藏自盈，国无窳民，商权渐复，国威即渐振”的成效。^[48]

通过上述归纳，不难看出，如果把撤驻防，改旗籍，谋生计看做彼此紧密相连的一大方面，那么当时大小官员的建议大致有三个层次。一是如郑沅、贵秀等人的，只有“破坏性意见”，而无“建设性意见”，即只提出要撤旗籍，而未提及以何种方式弥补此举留下的管制和经济上的空白；二是端方、陈夔龙等人的，他们的建议虽然提到为满人谋生计，但这些措施大体是补偿性的，生活性的；最后则是熊希龄、赵惟熙等人的意见，他们看出对旗人的补偿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满足其需要的，于是另辟蹊径，提出生产性的方案，以利生利。

满汉官缺的改革是另一大问题。满汉官缺的不平等，一方面表现在占人口少数的满人拥有跟汉人差不多的职位，且更易受到宠信，得到拔擢；另一方面表现在满人较汉人更容易入仕。1906年预备立宪开始后，清廷改六部为十一部，宣称部员官员不分满汉，但如端方奏称：“而军机为枢要之地，其章京满汉分缺如故。内阁翰林院乃清要之班，其学士、中书等官，满汉分缺如故。”可见，满汉官缺的不平等，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心理上，都仍未能得到真正的改变。有鉴于此，端方接着提出：“嗣后军机、内阁、翰林院，应请一如各部院，简放各缺不分满汉，则无畛域之见矣。”^[49]宁夏副都统志锐指出：“论人才之当不当，一秉大公，满人督抚中不使材（才）望不符者充数，汉人尚侍内不使练达有为者向隅，调剂一平，痕迹自泯，舍是无他术矣。”^[50]表达类似观点的还有翰林院侍读周爰诹。周爰诹认为：“内阁大学士及协办六缺，只宜为国择相，文武兼资，不必拘满三汉三之例，以树消融畛域之先声。”^[51]此外，据说庆亲王奕劻也曾表示：“所有应设之资政院、审计院暨军谘府、海军部各项要职，宜将去年原订官制草案量为变通，不必定以王公、贝勒、贝子充任首位，但有才具能胜各院长暨各处总理之任者，不论满汉，一律奏请简派，以实行破除满汉界限。”^[52](www.xing528.com)

除了满汉官缺不平等，还有满汉入仕不平等。对此，贵秀主张改笔帖式为小京官。他说到官制改革虽然要求不分满汉，但“故旧有各衙门暨直省将军、都统各署，仍有笔政名目，似不足以昭划一，惟有改为七、八、九品小京官，合京外与汉人一律登庸，则取材（才）既宽，自无偏颇之患也。”^[53]此外，还有赵秉钧所陈“旗汉升途亦宜酌改，以免偏歧”。他发现不但满汉升途不一，就是旗人内部和满蒙间也有不同，因此他主张将升途划一，以广开取材（才）之路。^[54]

这几点意见显示出，满汉官缺和入仕方式的不平等，一方面，很受关注，是无法绕过的中心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一问题又不像满人生计问题，可以用开源节流的技术性手段去解决。满汉官缺说到底还是一个平等问题，对其改革政策贯彻的好坏，其实就依赖于当权者的态度，而非外部的某些条件。当权者对于官僚群体的任用、选拔，正反映了其内里的真实倾向。

满汉刑律的不同也得到关注。除了宗室的显然与庶民不同刑罚，普通旗人也得益于独立于汉人的管控体制和显然为轻的刑罚标准，如犯下本应出流刑的罪，汉人被流放、徙边，而满人只需要枷号即可，且罪加一等，只需多枷号五日。针对于此，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拟请嗣后旗人犯遣军流徒各罪，照民人一体发配，现行律例折枷各条，概行删除，以昭统一而化畛域。”^[55]胡潜也主张满汉刑罚统一，最后“满汉之畛域胥融”。^[56]

另一项被广泛提及的策略是推进满汉通婚。对此，端方和郑沅等都有论及。端方以英国皇室血统的融合为例，主张满汉通婚。^[57]郑沅主张发挥高级官员的示范作用，“臣愚拟请嗣后凡京外满汉一、二品大员，其子女几人，皆令先上其籍于朝，限年至若干岁时，准其请旨指婚”，待到风气开后，则普通官员以下也都自然会这么做了。^[58]

最后一个方面是礼仪习俗类。其大致包括满汉大臣上奏的称谓、满人名字问题和满汉礼仪要求。就满汉大臣上奏的称谓而言，是汉人上奏称臣而满人上奏称奴才的问题。虽然清初规定满汉官员上奏均称臣，但满人认为称“奴才”可以体现家臣般的亲密，故一直沿用。对此，端方奏称：“我朝汉人官无论大小，自称则曰臣，满人虽以王公之贵，均以奴才自称。……今外人每讥我为奴隶之国，虽非专指乎此，而此亦即其因即曰称谓之间。”端方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奏陈满人也称臣。^[59]赵秉钧也持此观点，认为“旗汉臣工称谓宜归一律，以免歧视”，具体而言，就是上奏一律称臣。^[60]

至于满人名字问题，简单来说，即当时称呼满人习惯直接称其名，而非如汉人般姓名一同称呼。如端方全名“托忒克·端方”，但一般来说，无论是自称还是他人称呼，都只称端方。满人名字问题相较于其他方面，是比较细枝末节的问题，但仍然得到不少关注。如端方就建议：“今后列旗籍者，亦应姓名并列，如国姓则用爱新某某，其他大族章佳、马佳诸氏，亦称章佳某某，马佳某某，余皆仿此，适与汉人欧阳、东方等双姓相同矣。其本系汉姓者，并用汉姓，尤为易泯形迹也。”^[61]郑沅提出，“用旧姓译音合成一字，冠于名上，以昭划一，应请敕议施行。”^[62]胡潜则主张对满人“或特旨赐姓，或仍用本姓”^[63]。

除此之外，婚嫁礼和丧礼的不同也成为时人的关注点。贵秀和端方都认为之所以当前满汉通婚推行情况不太好，满汉间婚嫁礼的不同是很重要的因素。贵秀奏请“礼部开办礼学馆，议定礼制，请饬下该馆订定旗汉通行婚嫁各礼，务取折衷归于一是，以联络之”。端方“拟请饬下礼部纂修通礼之时，议定满汉联姻典礼，务求其简便易行，而不偏倚于满汉，致有窒碍”^[64]，达到“十年以后，满汉婚姻遍于全国”的结果。^[65]

如果说满汉婚嫁礼的不同还仅仅只是习俗问题，那么丧礼的不同就涉及政治问题了。受儒家伦理观的影响，汉族官员们若逢父母去世，需去职丁忧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而满人则只需守孝一百天。^[66]丁忧涉及官员任职和候补的问题，对汉族官员个人来说，影响仕途；对汉人整体来说，则有损汉族官僚群体在满族宗室权贵面前的利益。

通过对1907年朝廷下旨征求平满汉畛域意见的归纳概括，可以看出朝野奏折中的意见建议大致可分为六大类：撤驻防，改旗籍；筹措八旗生计；统一满汉官缺；统一满汉刑律；推进满汉通婚和改革满汉礼俗。满汉畛域根植于八旗制度，是一个广阔的系统性问题。时人的讨论虽然彼此之间有不同的侧重，但通常仍是于全局中有侧重，而非孤立地谈论其中的方面。此处归纳的几点，是时人在化除满汉畛域讨论过程中最为关注的问题。虽然朝臣针对上面几点的意见各不同，但贯穿其中的精神，即是要改变以往的“隔离与不平等”。他们提出的如同一满汉管控体制、不分官缺、同一任官及同一刑律礼俗等方面问题，都旨在抹去满汉之间的隔阂，最后实现“不分满汉”。后文将叙说清朝为化除满汉畛域而采取的措施，并重点通过舆论视角，分析改革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