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前的广袤平满汉畛域

清末政治局势的剧变使得满汉畛域问题也日益凸显。郑观应在1895年《盛世危言》第二版中，增刊《旗籍》一文，提出“二百余年来，久应域全销矣，顾满、汉之名犹别，旗籍之生未遂，甚非所以示宽大图久远也”，并提出解散旗籍，使旗人量才器使的建议。^[14]梁启超在1896年写下的《变法通议》中，也专列一章《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文明的优胜劣汰就是“争种族”，认为平满汉之界是变法的重要部分，呼吁“合种必自支那始”^[15]。两年后的12月，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还在《清议报》创刊号社论中节录这段文字，继续自己的呼吁。^[16]他们的文字，是满汉畛域在清末由隐到显的重要信号。

在短暂的戊戌变法时期，有两位大臣上奏请平满汉畛域。1898年9月5日，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的张元济上书请融满汉之见。在陈述了平满汉畛域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之后，张元济提出几点措施建议：内地满蒙各旗（汉军八旗早先已被下令出旗为民），除皇族宗室外，一律编入民籍，归地方官管辖；准许满汉通婚，放开对旗人经商和居住、出行的限制；同一官职分了满缺与汉缺的，裁去冗职，任人唯贤；暂时仍发给旗民钱粮；在京师及地方八旗驻防处，开设勤工学堂，教以旗人谋生；内外蒙古与新疆青海的一切制度暂不变更。^[17]另一位则是太常寺卿袁昶，他上奏请筹八旗生计。虽然他奏折中的具体内容今已不见，但皇帝在谕旨中说“现当百度维新，允宜驰宽其禁，俾得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著户部详查嘉庆道光年间，徙户开屯，计口授田成案，重订新章”^[18]。然而，随着变法的迅速失败，这些措施并未在实际上生效。

虽然改革措施并未生效，但以戊戌变法为节点，满汉畛域的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也敢谈及此。检索《孙宝瑄日记》，戊戌之前的内容占全书的20%左右，但他直到戊戌变法结束之后的1898年12月2日才首次论及满汉畛域：“日本当明治初，能振变诸政，较易于支那者，其故有四：……一国一家中，无满汉之别也……”^[19]以此为始，全书论及满汉的内容共有16条。同样，在“全国报刊索引”全文数据库中检索“满汉”一词，最早实际论及满汉畛域的文章，除了前述1898年《清议报》社论外，还有1899年《亚东时报》中的《论满汉不平之实在》。^[20]由上述两例可见，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却使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谈论这一从前的禁区。

1901年是满汉畛域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时间点。这一年，中国先后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混乱和《辛丑条约》带来的羞辱。以慈禧为代表的皇族高层在这些事件中的表现，极大地加剧了社会上满汉对立的情绪。无论刚毅等皇族保守派是否真的说过“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或“汉人强、满人亡”之类的话，只要社会舆论普遍接受，或认为这是他们所说的话，那满汉之间的冲突加剧也就不意外了。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社会舆论对于满汉畛域乃至满人群体的言论越来越激烈，“革命排满”的思想也甚嚣尘上。邹容、陈天华和章太炎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邹容在写于1903年的《革命军》中以极为激愤的语言，历数满人欺压、奴役汉人之罪过，直呼“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21]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章太炎的《释仇满》等文章也表达了同样激愤的思想。创办于1905年的革命党中国同盟会，把“驱除鞑虏”作为其纲领。其机关刊物《民报》则成为其宣传“革命排满”的舆论阵地。革命党越来越利用满汉畛域来鼓动人心，宣传革命，甚至还与立宪派就满汉畛域问题打了很长时间的笔战。^[22](www.xing528.com)

对于此时的清政府来说，化除满汉畛域已成为政治、经济和舆论等多个方面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满汉官员也越来越多地在奏议中谈及平满汉畛域的问题。1901年4月，满人巡抚端方上奏建议“民旗杂居，耕作与共，婚嫁相联，可融满汉畛域之见”^[23]。他更“以身作则”，将女儿嫁予袁世凯第五子袁克权。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张之洞联奏《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在所列“筹八旗生计”条中，他们提出旗人可自愿离开京师或驻防地，出旗为民，而应发粮饷则暂不变动；出旗自谋生计者，则“其钱粮即行开除，不必另补”；再将省下来的钱粮，专用以为八旗“广设学堂之费，士、农、工、商、兵五门，随所愿习……”，最后实现“五年以后，省饷日巨，学堂日增，十年以后充兵者可以御侮，则不患弱，改业者各有所长，则亦不患贫矣”^[24]。

面对危局，清政府在这段时间确实采取了一定措施。早在1901年1月，意识到盲目对列强宣战，铸成大错的慈禧，尚在“西狩”途中便下旨改革：“总之，法令不更，固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25]4月，清廷又下旨设立督办政务处，奕劻、荣禄、昆冈、李鸿章、王文韶、鹿传霖六位大员被任命为督办政务大臣，职务满汉均分。^[26]1902年2月，慈禧下旨，允许满汉通婚。清廷将过去满汉不通婚归因于风俗有别，但及至今日，“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27]。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清廷还采取了诸如新设官职不分满汉等措施，然而这些措施大多较为局限，于化除满汉畛域全局仍然不够。^[28]

另一值得一提的事件是1905年的吴樾炸弹案。该年9月，吴樾怀揣炸弹，伪装成仆人，登上被任命出洋考察预备立宪的五大臣专列，对五大臣发动自杀性的暗杀。学者潘崇认为其虽然任务失败，但推动了清廷内部化除满汉畛域的进程，或者至少展现了这种倾向。^[29]然而本文却更认同路康乐“吴樾的暗杀活动并没有对满汉关系造成任何直接影响”^[30]的说法。仍如前文般检索数据库，显示1900—1906年，每年直接与化除满汉畛域相关的报刊言论，数目区别不大。虽然《申报》评论道：“爆裂弹之一掷，实不啻以反对党之宗旨大声疾呼于政府，俾知立宪之有大利于皇室，而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之。”^[31]但详查其文意，可知该文强调的是立宪，而非满汉畛域，更没有任何反满的种族色彩。由此可见当时吴樾等人的反满宣言，确实未曾广为舆论所知。但这种相对的和缓并未持续太久。1906年9月1日，慈禧正式下令预备立宪。而1907年7月，震惊朝野的徐锡麟刺杀恩铭案则将化除满汉畛域的论争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