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平满汉畛域的背景及优化方案

如绪论所述，满汉畛域是清代满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由此引发的矛盾在清末最后十余年间遽然上升，它也成为革命党否定清朝合法性，宣扬革命的重要依据。而清政府却直到灭亡都未能有效化除满汉畛域。要想理解满汉畛域为什么成为这一时期的焦点问题，以及它为何如此难以被化除，就有必要理解清朝满汉畛域的根源何在，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形式，以及它的存在对于满汉两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满汉畛域的根源，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创设发展的八旗制度密不可分。八旗是满洲独特的社会军事组织，满洲的各个部落都被纳入其中，组织严密有序。八旗子弟“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10]。八旗在清初经历过多次扩张，最后形成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一共二十四旗的规模。八旗子弟的身份是世袭的，构成了与汉人相对的旗人，或戊戌变法之后被泛称为满人的群体。满汉畛域，即是这一群体与汉人之间的界限。由此可见，所谓“满人”，并不局限于女真人，还包括了一部分蒙古人和汉人。他们作为“满人”群体，同样享有统治者给予的特权和福利。鉴于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旗人”和“满人”内涵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故本文如无特殊说明，“旗人”和“满人”被视作同义词使用。

美国学者路康乐（Edward J.M.Rhoads）在论述清朝满汉关系时，以“隔离与不平等”为题，这即是满汉畛域的主要特征。所谓隔离，具体表现在“旗民分治”的管控体制和满汉两族在居住地、职业、地产交易和彼此通婚等的限制上。满人作为“旗人”，受其所属各旗的长官管理，而汉人则被称为“民”，由各级地方政府管辖；满人驻防于京师及重要城市周围，聚居在专门设置的满城，与汉人分开聚居；满人只可当兵、当官和务农，不能从事其他职业，而汉人则无所限制；满人不能向汉人售卖田产，而不限制向汉人购买田产。除了上述几点明文规定，还有一不成文却同样被严格贯彻的限制，即满汉不通婚。^[11]

满汉畛域由隔离起，继之则以政治、经济和司法等地位的不平等。政治上，满人比汉人更易入仕，也更易获得高级职位。首先，高层的官缺有满缺、汉缺等分别，仅占中国很小一部分的满人拥有一半的中央和地方的高级职位；其次，相比于汉人科举的激烈竞争，满人可以通过参加单独的“翻译”科和“笔帖式”考试入仕。这种为满人特设的考试难度远较正式科举要小，而功名的效果却不逊于前。经济上，旗兵享受朝廷每月发放的粮饷以供养家人，在部分地区，旗兵还能得到土地。司法上，满人与汉人同罪不同罚，满人犯罪受罚较汉人明显为轻。^[12]此外，清廷还有一项针对汉人迁徙的限制政策，即不准汉人进入东北地区。禁令直到清末的世纪之交时才有松动。(www.xing528.com)

除了满汉政策上的隔断，满汉两族的一些外部区别也得以保留。如满人名字较汉人繁复，汉人通常以姓名称呼，满人则常常只称名；满汉传统服饰有明显区别；满臣上奏称“奴才”以示亲近，而汉人则称臣；满人女子不缠足，而汉人女子要缠足……^[13]种种风俗、传统上的区别与前述制度性的“分割与不平等”一同构成了清朝满汉畛域的具体表现形式。

虽然满汉畛域有诸多明显的隔离与不平等，但它在清中叶及之前总体是隐而不显的。然而随着清中后期政治形势的变化，满汉畛域引发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清当初之所以能定鼎中原，依靠的是八旗兵丁的悍勇。然而承平日久，到了清中后期，八旗军队的斗志早已消磨，军事技能也逐渐荒废。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兴起沉重打击了八旗军队，清廷只能仰赖汉族官僚及湘军、淮军等汉族军队，这也是清末汉人实力急剧上升的基本背景。在军事上，八旗已经无法保卫清朝的安全，他们失去了存在的最大价值。在经济上，八旗“生齿日繁”，一方面，为了供养他们，朝廷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八旗子弟既受到职业限制，无法自谋生计，又因好逸恶劳而生活日益贫困。八旗制度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困局，是满汉畛域在清末成为矛盾焦点，以及阻碍对其进行有效改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