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吏祠的类型与时间分布特点

表1所列必然只是汉代为官吏所立祠堂的一小部分，由于绝大多数的汉代官吏祠在史书没有记录或者已经散失，我们已经无法知晓。但据此，可以大致了解汉代官吏祠的类型与时间分布特点。

由表1可知，汉代为官吏立祠存在生祠和死祠两种类型。所谓生祠就是人还活着的时候就为之立祠，所谓死祠就是人死后而为之立祠。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汉代各朝为官吏立生祠和死祠的情况，可根据表1“汉代为官吏立祠情况表”列出“汉代各朝立生/死祠表”，如表2所示。

表2　汉代各朝立生/死祠情况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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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中可知西汉为官吏立生祠4座，死祠8座，合计12座；东汉为官吏立生祠5座，死祠20座，合计25座。汉代为官吏立生祠的数量远远少于立死祠的数量，这应该与祠堂起初主要是祭祖的场所有关。祭祀祖先不可能是祖先仍然健在的时候就为之立祠，因而为官吏立祠一般也应是在其去世之后。《汉书·循吏传》载：王成、黄霸等循吏“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23]，可见死后立祠才应该是常态。李彦楠认为汉代为官吏立生祠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神仙方术的影响，他的逻辑是汉代为官吏立生祠的如燕、齐、巴郡、蜀郡、武威郡等都是巫术盛行的地区，而且汉代生祠祠主的主要事迹如军事、决狱及移风易俗与方术密切相关。^[24]那么，立生祠是否出于与立死祠不同的原因，即立生祠主要是受方术影响呢？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张禹的生祠是他自己为自己立的。《汉书·张禹传》载：“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室。”^[25]此事显然与方术无关。很多死祠祠主事迹同样有浓厚的方术色彩。如《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载荀淑“莅事明理，称为神君”^[26]，同书《方术列传》载王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27]，他们都是在死后得以立祠。移风易俗、决狱、军事跟方术不能说没有关系，但认为这些行为与方术密切相关，似乎也有夸大的嫌疑。在笔者看来就立祠动机而言，民众为官员立生祠或死祠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有为官吏立祠记载的朝代，一般皇帝的在位年数13年以上，例外的情况是西汉在位16年的汉景帝和东汉在位13年的汉章帝。一般来说，皇帝在位时间越长，立祠数量也会更多。但是西汉文帝、武帝时期正是为官吏立祠刚刚开始的时候，故而虽然在位时间很长，但立祠数量却不多。像汉景帝也在位16年，但在这一朝却没有为官吏立祠的记录，这都是因为为官吏立祠才刚刚兴起的缘故。而到了汉光武帝时，在位33年，仅仅就这一朝就有9座官吏祠的记载。当然汉献帝虽然在位31年，但时局动荡，天下不安，战争频仍，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不太可能出现为官吏立祠的现象。而汉章帝虽然也在位13年，但是由于汉明帝有遗诏：“无起寑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万年之后，扫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过百日，唯四时设奠，置吏卒数人供给洒扫，勿开修道。敢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28]因为明帝这一遗诏，张酺还特意告诫他的儿子：“显节陵扫地露祭，欲率天下以俭。吾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令吏人从制，岂可不务节约乎？其无起祠堂，可作稿盖庑，施祭其下而已。”^[29]因此汉章帝这一朝没有官吏祠的记载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