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分析对象是汉代的官吏祠，但祠的含义在历史中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所以有必要对此做一个说明。关于“祠”字，《说文解字》上说：“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从示，司声。仲春之月，祠不用牺牲，用圭璧及皮币。”[9]《礼记·祭义》郑氏注：“春禘者，夏殷礼也。周以禘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10]在周代，祠是指宗庙春季的祭祀。秦汉以降，祠已由宗庙之祭变为神祇群祀的通称。钱大昕在《钱氏祠堂记》中写道：“祠本宗庙之祭，秦汉以降，神祇群祀通称焉。故祠于坛，谓之祠坛；祠于城，谓之祠城；祠于堂，谓之祠堂。典祠之官曰祠官，太常有祠曹，其仪式则曰祠令。祠者，祭之名，而非祭之所。”[11]常建华据此指出：“祠本指宗庙之祭，秦汉以后神祇群祀的通称，最初的祠堂一词指祠于堂。后来祠由祭之名变为祭之所，祠堂也就成了祭祀祖先的场所。”[12]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称“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焉”[13]，也可佐证汉代建祠堂祭祀祖先之普遍。
但是祠在汉代未必都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也用于祭祀天地神祇、日月山川、巫鬼神仙以及历代先贤。见于记载的有五帝祠、后土祠、西王母祠、玉女祠、白虎祠、屈原祠等等。其中也包括为当时的官员立祠，如《汉书·循吏传》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14]赵翼指出官员立祠的现象始于西汉，其《陔余丛考》“生祠”条称：“官吏有遗爱，既殁，而民为之立祠者，盖自文翁、朱邑始。《汉书》：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此皆死后立祠者也。其有立生祠者，《庄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盖已开其端。《史记》：栾布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祠。此生祠之始也。”[15]赵翼认为民众为官吏立死祠的情况自汉代文翁、朱邑始，立生祠的情况在战国时已有端倪，但到了汉朝为栾布和石庆立生祠才算是立生祠之始。赵翼虽然在其论述中列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汉代为官吏立生祠或死祠的例子，但仍显单薄。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汉代为官吏立祠的情况，这里搜罗了文献中一些关于汉代官吏祠的记载，如表1所示。
表1 汉代为官吏立祠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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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祠主限于在汉朝廷曾担任过官职的人员，不包括汉代为诸侯王立祠或者为有仙术但无官职的人立祠的例子。刘景纯指出，“祠”与“庙”由于都有祀神或有才德的人的处所这一意义而出现互称，即祠可称庙，庙亦称祠，索性又称祠庙。[16]本表所列包括文献中记载为立“庙”的官员。表中于公祠、卓茂祠立祠时间没有明确记载。《汉书·于定国传》载：“其父于公为县狱史，郡决曹，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为之生立祠，号曰于公祠。”[17]又载：“定国少学法于父，父死，后定国亦为狱史，郡决曹，补廷尉史，以选与御史中丞从事治反者狱，以材高举侍御史，迁御史中丞。”[18]于定国在其父去世后任狱史，昭帝去世时已经升迁御史中丞。昭帝在位共13年，故而东海郡为于公立生祠当在武帝后期或昭帝即位初期。《水经注·洧水》载：卓茂“迁密令，举善而教，口无恶言，教化大行，道不拾遗，蝗不入境，百姓为之立祠”[19]。《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唯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焉。”[20]卓茂去世在光武帝建武四年（28），卓茂祠的立祠时间最可能是在光武帝时，但因为没有明确记载，谨慎起见，这里定为光武帝至桓帝期间。
需要指出的是《水经注》中还提到不少汉代官吏的祠堂，如陈平祠、司马迁祠、东方朔祠、董仲舒祠、朱鲔祠、桥仁祠、鲁恭祠、张伯雅祠、盛允祠、李刚祠等。这些汉人祠堂大多应该也是立于汉代，但并不能确定。《水经注·河水》载：“永嘉四年（310），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桓。”[21]可见，司马迁祠即是建于西晋末年。也有祠堂可能是家祠。《水经注·比水》载：胡著之子胡珍，“骑都尉……庙堂皆以青石为阶陛，庙北有石堂。珍之玄孙桂阳太守玚，以延熹四年（161）遭母忧，于墓次立石祠”。[22]因此，对于《水经注》中不能确定在汉代的立祠时间或者不能确定立祠人的汉人祠，表中均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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