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军事思想：交流与融合的结语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北方战乱，少数民族内迁，导致的结果就是匈奴、鲜卑、羯、氐和羌族等边疆民族纷纷向中原腹地发展，民族大迁徙先后经历了三国时期至西晋末年、十六国时期和北魏时期三个阶段。在北民南迁、南方的大开发和不断战争的背景下，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和影响不断加强。军事上，为竞争和战争的需要，胡汉在对抗中互相借鉴，增进了军事思想上的融合与交流。

首先是少数民族取得了军事上同台竞技的机会。在中国古代的传统中，人们一直秉持着夷夏有别的观念。“世界是由‘地之中’开始向外一环一环延展开来的，甸、侯、绥、要、荒，这样的安排对应了政治影响上的层层降低和文化辐射上的逐步减弱，也符合地理方位的愈行愈远。”^[1]特别是秦汉实现大一统后，确立了儒家政治秩序观，将天下范围正式划定为九州，周边的少数民族及其活动区域被看作“中国”统治核心区域的边缘，核心与边缘、夷与夏的区分日益确定。如《晋书·四夷传》的开篇叙述即可为明证：“夫恢恢乾德，万类之所资始；荡荡坤仪，九区之所均载。考羲轩于往统，肇承天而理物；讯炎昊于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袭冠带以辨诸华，限要荒以殊遐裔，区分中外，其来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蛮，绵西宇而横南极。”^[2]

在中央王权式微的总体背景下，少数民族掀起了内迁潮，在为中原地区提供兵源和劳动力的同时，也打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秩序，加快了民族互通融合的步伐。如北方最主要的少数民族匈奴，《晋书》描述其“地南接燕赵，北暨沙漠，东连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禀中国正朔”^[3]。西汉末年，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失其国，率部臣于汉，汉割并州之北界以安之，与汉人杂处，“多历年所，户口渐滋，弥漫北朔，转难禁制”。汉末，曹操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改帅为都尉，左、右、南、北、中五部都尉分居太原故兹氏县、祁县、浦子县、新兴县和大陵县，所统部落从三千到万余人不等。晋武帝时，又有塞外两万多人归附，“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其后稍因忿恨，杀害长史，渐为边患”。太康五年（284）后，又前后有十余万匈奴归附。这一时期是匈奴内迁最频繁、归附人数最多的时期。同期，鲜卑族首领檀石槐统一漠北后，也开始向西北和中原地区迁移。原居于西域一带的羯族为匈奴征服后，也向中原内迁，《魏书》就有“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4]的记载。氐族和羌族也在这一时期由西北大量向关中腹地迁徙。多民族杂居渐成常态，就连作为汉族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也不能幸免。时人江统因关陇屡为氐、羌所扰，“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5]。

不同民族处于同一生存环境中，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冲突与对抗日益显现，矛盾日益激化。加之同期中央王朝政治腐败，胡人受到严重的经济剥削和人身压迫，甚至被贩卖为奴。统治政权内部各势力和地方割据政权纷纷收买、拉拢胡人，加剧了胡汉矛盾。在乱世的夹缝中，胡人趁机崛起，通过民族大起义（如西晋氐族齐万年领导的民族大起义）或军事叛乱的形式加入逐鹿中原的战争中，由此也得到在军事竞技场与汉族政权同台竞争的机会。

其次是胡汉民族在谋略思想和军兵种建设等方面互为影响。少数民族处于部落制阶段，以骑兵为基本兵种，骑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这使他们在北方平原地区作战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因此，自秦统一以来，中央王朝对付少数民族的办法，无外乎利用天然地形和制造工事以为屏障，以九服之地外御四夷，形成了内诸夏而外戎狄的军事地理结构。西晋的江统总结少数民族的特点是“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认为“羌戎狡猾，擅相号署，攻城野战，伤害牧守，连兵聚众，载离寒暑矣”。^[6]为适应与匈奴等少数民族作战的需要，秦汉时期开始大力发展和使用骑兵，骑兵成为主要兵种。三国时期以后，为增强骑兵的冲击力和防护力，重装甲骑兵即“甲骑”开始普遍应用于战场。特别是西晋以后，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在长期的战争中，将其部落制的组织结构与中原的氏族门阀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以重装甲骑兵为核心的氏族门阀武装。“‘甲骑’的大量编入军队，并成为军队的核心力量，标志着我国古代骑兵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是氏族门阀制度和游牧民族氏族军事组织相结合的产物。”^[7]

三国时期，随着东吴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江南得到大开发。偏安长江下游的东吴基本上采取守势，视长江中下游水道为战略防御的生命线，大力发展水军。同期，北方的政权为完成统一大业，也放弃骑兵传统，转而大规模编练水军，尝试向东吴长江防线发起挑战，最为著名的就是赤壁之战。而曹操之所以在赤壁惨败，就军事原因而言，水军不够强大是一个重要原因，也为后世所谨记。魏晋以后，北方政权每欲南征，必先编练水军。南方政权北伐，也必先加强骑兵。南征与北伐，在反映南北政治军事力量消长的同时，也是促进军事思想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式，“南船北骑”既是时代特征，也是军事思想融合发展的产物。同时期，为适应割据形势和统一战争的需要，各军事集团纵横捭阖，涌现出了如诸葛亮、羊祜、王猛等一批卓越的战略家，大战略思想和谋略思想也得到了极大发展。而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在复杂紧迫的军事压力下，统治者或学习、运用传统兵家思想和历史经验，或重用汉人谋士和将领，其战争指导与战术运用日趋成熟。比较著名的，如王猛辅佐苻坚统一北方，石勒重用张宾建立后赵等。

最后是传统兵制与少数民族部落兵制都迎来新变革。秦汉大一统后，军队实行职业化，实行的是兵民分治，特点是军专事打仗，民专注生产。军队基本上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结构，一个是中央派出的都督统率的驻屯军，另一个是太守、刺史统率的地方军，即州郡兵。这种二元军事体制暗含着两点矛盾：一是中央军与地方军的比例问题，地方军过于弱小则无法控制地方豪强，稳定社会秩序，过大则对中央构成军事威胁；二是从经济角度考虑，因战乱、天灾等导致生产破坏、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供养大量军队会占用农业劳力。因此，自东汉到西晋，在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后，常有削弱和废除州郡兵的政策。东汉光武帝时期，曾罢郡县兵。到了东汉黄巾起义后，朝廷征发各州郡兵对付起义军，由此各州郡在讨董卓的旗号下扩充军队，地主豪强也组织个人武装，“州郡县乡到处有兵，十分混乱，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定制”^[8]。三国时期，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军队又开始屯田，驻屯军开始普遍化。晋武帝灭吴后，废州郡兵制。继之而起的是八王之乱，晋室宗族争斗不休，而州郡无兵亦无力加以制衡，因此又变成了汉末豪强割据的局面。而草原部落不同，其都是由部族组织组成，平时狩猎，战时出征。入主中原后，少数民族由部落兵制发展成胡汉分兵制，再到后来的府兵制，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府兵制延续到隋唐，成为一种国家性的兵役制度。

【注释】

[1]钱云：《从“四夷”到“外国”——正史周边叙事的模式演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www.xing528.com)

[2]《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

[3]《晋书》卷九十七《匈奴传》。

[4]《魏书》卷九十五《羯胡石勒传》。

[5]《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6]《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7]《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158页。

[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第141—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