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珪在指挥作战中重视掌握敌情，并能正确判断敌我态势，长于谋划，先计后战，往往根据战场态势采取后发制人策略，先示弱远避，诱敌深入，待敌疲而后击。拓跋珪势力初起之时，后燕慕容垂出于利益及形势考量，积极支持拓跋珪征服独孤部及贺兰部，统一内部，复国建魏，以作为其控扼塞北诸部的附属之国。随着势力的日渐雄厚，魏国欲谋独立，并屡犯臣服于后燕的塞外诸部族，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终因索马之事而绝交。之后，后燕集中兵力巩固后方，先后击灭翟魏、西燕，挟连胜之势，欲以武力征服北魏。登国十年（395）五月，慕容垂以太子慕容宝为伐魏主帅，与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等领兵八万，远征北魏；另遣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率步骑一万八千人为后援。
孙子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238]，认为战争的胜利是建立在事先对敌我双方情况的充分了解基础上的，全面掌握敌情与我方情况是制胜的前提条件。就战争双方的指导者而言，拓跋珪远胜于慕容宝。早在战争爆发之前，拓跋珪就已全面掌握了敌情。登国三年（388），拓跋珪击败库莫奚之后，已有图燕之志，便于八月派九原公元仪至中山（今河北定州），一则向燕主致谢，二则洞察燕国虚实。元仪还魏后，对拓跋珪说：“燕主衰老，太子暗弱，范阳王自负材气，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没，内难必作，于时乃可图也。今则未可。”[239]拓跋珪由此知晓后燕统治者的真实状况。反观慕容宝，身为后燕军统帅，短于治军，骄傲轻敌，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在指挥作战、临阵应变方面远逊于拓跋珪。
尽管如此，战争双方在战前仍呈现出燕强魏弱的总体态势。综合比较双方的军事实力，后燕军队以重装骑兵和重装步兵为主，作战经验丰富，且人多势众，总体实力居于优势；北魏军队以轻装骑兵为主，兵少将寡，实力显弱，不足以与后燕军队正面抗衡。大战在前，庙算为先。拓跋珪召集谋臣将帅们商议对敌之策，不少将领对强大的后燕心存畏惧。长史张衮洞察时势，认为“宝乘滑台之功，因长子之捷，倾资竭力，难与争锋”[240]，建议拓跋珪“宜羸师卷甲，以侈其心”[241]，即魏军伪装畏敌，退兵回避，让对方产生骄傲轻敌之心，而后待机破敌。拓跋珪接受其建议，采取了避敌锋锐、后发制人的作战指导方针，把部落国人全部向西迁移，率二十万大军西渡黄河千余里，以避燕军兵锋。燕军自五月出兵至十月，未能与魏军决战，师老兵疲，士气低落。慕容宝无计可施，被迫撤军。此外，拓跋珪在军事实践中注重运用心理战，通过怀柔之策感化燕军俘虏，通过传播虚假消息扰乱敌军，最终收到了涣散对手军心、瓦解其士气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燕军的战斗力。(www.xing528.com)
登国十年（395）七月，后燕军至魏地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收降北魏别部三万余家，掠取粮食百余万斛，放置黑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慕容宝在获得粮食之后，因为粮草丰足，不再疏通塞上通往燕国的粮道，而是率领后燕军进至河水（黄河）边，赶造船只，准备南渡河水与魏军主力决战。拓跋珪得知燕军通往燕国的粮道无兵之后，下令陈留公拓跋虔率一部分军队驻扎在河东，东平公拓跋仪率一部分军队驻扎在河北，略阳公拓跋遵率军绕到河的南岸，堵截燕军归路。拓跋珪先后派出的这三路大军悄悄包抄到后燕军队的侧翼和后方，切断了他们回国都中山的道路，彻底断绝燕军与国内的通信联络。
慕容宝排列军队于河北岸，准备渡河进攻魏军，突起暴风，数十艘船漂至南岸。魏军俘获燕军三百余人，全部赐给衣服遣还，以分化瓦解燕军。拓跋珪派兵截获来往于五原至燕都中山的燕国信使，得知燕王慕容垂已得重病的消息，而燕军却消息闭塞，一无所知。拓跋珪遂令所俘燕使隔河向燕军假传“若父已死，何不早归”[242]，谎称慕容垂已死，结果“（慕容）宝等忧恐，士卒骇动”[243]。燕军军心动荡，不敢南渡与魏军作战。慕容麟部将慕舆嵩等以为慕容垂真死，阴谋奉慕容麟为燕主，事泄被杀。慕容宝与慕容麟互相怀疑，后燕军心益乱。拓跋珪对燕军实施的心战战法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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