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中国历代战争史》，总结刘裕战胜桓玄的因素有四点：一是有完美的统帅性格，勇毅、坚忍、机智、果决，无一不备，又有济世怀抱与艰苦卓绝之精神，故能攻无不取，战无不克；二是看准桓玄弱点，赤手挥戈而驱之，遂能建立震古奇功，赢得举世人心；三是举义兵，复晋室，光明正大，号召力强；四是计划切实严密，执行机敏勇决。[206]其中对于刘裕统帅性格与指挥能力的分析，较为中肯。刘裕在消灭桓玄，掌控东晋朝政后，东晋重新恢复了国内的稳定。经过几年的恢复生产，南方出现了短暂的向好时期。同期，受国内的政治动乱和频繁战争影响，北方各民族政权消耗都很大。南北平衡逐渐被打破，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有利于北伐的契机。在北方政权中，南燕和后秦与东晋接壤，自然成了北伐的主要目标。特别是南燕王慕容德死后，慕容超袭位，屡为边患。义熙五年（409）二月，南燕再次大掠淮北地区，“执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驱略千余家”[207]。三月，刘裕向晋安帝上书北伐，一方面是看到了南北力量格局的变化，认为北伐的时机已经到来，另一方面也意在“立功中原，增加本身勋望，以为将来取代晋室之阶梯”[208]。
在击灭南燕后，与东晋接壤的强敌后秦成了刘裕的下一个目标。但当时刘裕的权力并不稳固，东晋国内还有农民起义军，以及蠢蠢欲动的反对势力，北伐后秦的时间只能推迟。义熙六年（410）刘裕灭亡南燕时，岭南的卢循、徐道覆起义军趁机占据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刘裕匆忙回防建康。击败起义军后，刘裕又先后消灭了荆州刺史刘毅和豫州刺史诸葛长民，讨平了益州谯纵政权，接着又大败荆州刺史司马休，“东晋恢复了对黄河以南的山东、豫南、鄂北以及巴、蜀的统治，实力进一步增强，政局稳定”[209]。后秦方面，义熙十二年（416），姚兴死，姚泓继位，兄弟相杀，关中扰乱。加之后秦周边的夏、西秦、杨氐等不断侵吞边境，与后秦结为姻亲的北魏正处于困难时期，无力支援。刘裕正是等待和把握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发起了北伐战争。战略时机的选择得当，是顺利实施北伐的先决条件，这也体现了孙子“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210]的思想。(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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