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二年（319），刘曜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迁都长安。同年，石勒改元称赵王，“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182]，建立后赵政权。此时，羽翼已丰的石勒将战略目标定为攻取洛阳和长安，实现统一北方。要完成统一，首先要解决后顾之忧。大兴二年，石勒在攻破鲜卑段匹
后，后方还有两股牵制力量，一个是进据河南决意北伐的祖逖，另一个是青州的曹嶷。东晋的征北将军祖逖强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自河以南多背勒归顺”[183]。石勒对祖逖很忌惮，不敢直接对抗，而是采取缓和关系的策略，下书曰：“祖逖屡为边患。逖，北州士望也，傥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坟墓，为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赵他感恩，辍其寇暴。”[184]祖逖听了很受用，遣参军王愉为使去见石勒，赠以方物，修结和好。石勒也回以厚礼，使兖州和豫州这一前沿地区的形势安定下来。不久，祖逖的牙门将童建因害新蔡内史周密，遣使向石勒表达归顺之意。石勒斩杀来使，报送首级给祖逖，“天下之恶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军之恶，犹吾恶也”[185]。由于这件事，石勒和祖逖关系更为密切，“自是兖豫间垒壁叛者，逖皆不纳，二州之人率多两属矣”[186]。等到大兴四年（321），祖逖忧愤而死，石勒开始大肆进攻河南，祖逖的弟弟祖约不能敌，退守寿春。石勒派大将王阳屯兵豫州，占据了祖逖北伐收复的河南大片土地。击败祖约后，石勒又派石虎率四万步骑讨伐曹嶷，尽杀嶷众，“青州诸郡县垒壁尽陷”[187]。
将东晋势力相继赶到江淮地区和击败曹嶷后，石勒在北方的劲敌只剩下前赵政权。太宁二年（324）春，石勒派司州刺史石生斩杀新安的前赵河内太守尹平，石勒和刘曜彻底决裂，此后，前后赵围绕洛阳展开争夺，主要兵力集中在河东、弘农一线。到夏季，石生攻破许昌、颍川，是年冬进据洛阳，“于是，司、豫、徐、兖四州之地，尽为后赵所有，而以淮水与东晋为界”[188]。咸和三年（328），石勒与刘曜展开洛阳大决战。冬天，刘曜在高侯打败石虎，围攻洛阳金墉城。石勒命击退祖约的石堪、石聪等自寿春会兵荥阳，石虎进据石门，自统步骑四万向金墉城进发。进军途中，石勒对手下大将徐光分析了战场形势，“曜盛兵成皋关，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189]。最后探知刘曜集十余万大军于城西，石勒大悦，对左右说：“可以贺我矣。”由此可见，石勒对于度己知敌、排兵布阵、利用地形地势已有很深刻见解。相比之下，在石勒大军压境时，刘曜居然长时间顿兵洛阳城下，只顾饮酒为乐，没有明确的军事部署，最终在石勒、石虎、石堪几路大军的夹击下迅速败亡。上阵前刘曜还饮酒数斗，结果战场上坠马被俘，洛阳大战以石勒的全胜告终，前赵精锐损失殆尽。第二年，前赵太子刘熙率百官出逃上邽，前赵大乱。石勒趁机派遣石生率洛阳大军进攻长安，前赵将军蒋英、辛恕等开城纳降，前赵亡。建平元年（330）石勒称帝，北方除甘肃与东北地区皆归石勒，由此基本实现了统一北方的战略目标。(www.xing528.com)
盛世文略，乱世武功。从一个命不由己的奴隶，到一统北方的后赵开国君主，出身低微的石勒仅靠胡人的勇武嗜杀是远远不够的，最后的成功更多地体现在，他于吸纳中原文化和战争实践历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军事谋略和军事思想，并不断成熟完善。总体上看，石勒深具不同于一般胡人将帅的特质，可归纳为两点。一是有勇亦有谋，能够更多地从战略全局，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形势变化，而他同时代的很多胡人将领则是停留在单纯的军事层面。将军事战略放在政治方略之下，即“军略”服从于“政略”，是石勒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将领的一个鲜明特点。二是知人善任。石勒虽目不识丁，却能知人善任，以驭人之才弥补自身的缺陷。石勒最早从汲桑，以十八骑起家，到永嘉三年（309）夏攻巨鹿、常山时，“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190]，这些人辅佐石勒，在统一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张宾和石虎，张宾被石勒“引为谋主”，每次上朝“常为之正容貌，简辞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与为比也”。史家评价，“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191]。石虎是石勒的侄子，性情残忍，游荡无度，是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但由于他弓马娴熟，作战勇猛，“御众严而不烦，莫敢犯者，指授攻讨，所向无前，故勒宠之，信任弥隆，仗以专征之任”[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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