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善筹谋，重始终，有“武库”之美称。凡事必深思熟虑，考虑各种可能的结果并做准备。按照房玄龄的描述，“预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凡所与造，必考度始终，鲜有败事。或讥其意碎者，预曰：‘禹稷之功，期于济世，所庶几也。’”[144]这种性格特点在进行战略决策时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是否伐吴问题上，晋武帝犹豫不决，朝廷也分为两派，杜预与羊祜、张华等是主张伐吴的少数派。特别是羊祜去世后，杜预成了伐吴派的中坚分子。他看到形势变化带来的战机，即东吴主力驻扎都城建业，而荆州两侧的乐乡、西陵和夏口、武昌辖区兵力不足，一旦开战，难以互相支援。而他最担心的就是东吴兵力调整，将军队主力转移到荆州附近地区，使伐吴的有利时机错失。这种担忧，他在向晋武帝上的第二书中说得很清楚，“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145]。实际上，杜预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建业偏下游，距离荆州千里之遥，往来救助不易这一点，东吴政权是很清楚的。孙权刚称帝时定都武昌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无奈江东大族反对，随后迁都去了建业。甘露元年（265），孙皓曾迁都武昌，但荆州地区经济破坏严重，物资需要从扬州地区运送，加之贵族官僚强烈反对，民谣传唱：“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146]无奈之下，孙皓又迁回建业。杜预正是看到了这一从水上肢解东吴防线的有利战机才极力主张出兵，劝晋武帝早下决心，而后形势的发展也证明了杜预谋划和决策的正确性。
杜预所上的《平吴表》，对于晋武帝定下伐吴战争的决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杜预继羊祜之后担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缮甲兵，耀武威，大破东吴西陵督张政，并用离间计使吴主孙皓将东吴名将张政撤换，改任无能的刘宪守西陵峡。伐吴的各项准备已经就绪后，杜预请求朝廷确定伐吴日期，晋武帝答复过一年再说，杜预上书晋武帝，坚决要求立即出兵，指出目前敌人只是戒严，长江下游没有军队上溯，从情理和形势推测，东吴应该是无计可施，力量难以顾全上下两头，如果增兵西上则其国都必然空虚。间隔十余天，杜预又上表，提醒晋武帝如不抓紧时机，孙皓调动部署，计划就更难实现了。晋武帝正在和中书令张华一块下围棋，杜预的上表恰巧送到，张华把棋盘推到一边，也劝说伐吴，认为朝野上下清平，国家富足，兵强马壮，号令一出，天下统一行动；吴中主子荒淫骄奢，诛杀贤能之士，现在讨伐他，可以不费力即予平定。晋武帝这才批准了杜预的攻吴计划。(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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