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祜去世两年后，晋朝根据他的遗策和战略谋划灭吴，晋武帝大功告成后执爵而泣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并将羊祜的克定之功昭告天下：“祜受任南夏，思静其难，外扬王化，内经庙略，著德推诚，江汉归心，举有成资，谋有全策。”[129]举有成资、谋有全策，是对羊祜的褒奖之辞，也体现了羊祜战略谋划的精髓与主旨。《孙子兵法》强调未战而先胜，要经之以五事（道、天、地、将、法），校之以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而索其情，以实现庙算先胜，这种未战先胜、庙算决胜的思想为后世所推崇。作为一代兵学大家，羊祜对于孙子的思想精髓自然有非常透彻的理解。通过对晋吴双方战略力量的对比分析，羊祜看到了战略形势发展和行将统一的大趋势。蜀国灭亡后，晋强而图治，东吴弱而自乱，大一统的战略态势再次显现。司马炎在羊祜、杜预等贤臣良将的辅佐下，消灭了蜀国政权，控制了川陕上游之地，国力日昌。而同期的东吴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纷争不断，国力日衰。特别是末代君主孙皓罔顾天下大势，一味酗酒纵乐，私刑乱政，“是以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盖积恶已极，不复堪命故也”[130]。军力对比上，晋军本有50万，加上10万蜀国降兵，总数约60万。而同期的吴军约23万，且沿长江一线分散部署，力量较为薄弱。是故，羊祜的《平吴疏》特别强调，“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131]，极力说服晋武帝抓住战略时机。对于东吴长期仰仗的长江天险，羊祜认为“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132]，这也是中国古代兵学家“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思想的集中体现。随后，羊祜将蜀、吴情况做了比较：
蜀之为国，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得济，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至刘禅降服，诸营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133]
羊祜正是看到了这种历史大势，看到了一统天下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才会不顾朝廷重臣贾充、荀勖、冯紞等人的反对，极力主张伐吴。(www.xing528.com)
从《晋书》的多处记载可见，羊祜的性格是不喜与权臣交恶，宁可屈居其下，避其锋芒。如，司马炎受禅称帝后，羊祜以佐命之勋，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户。羊祜不想成为朝中权臣的嫉恨排挤目标，所以固让封公，只受侯爵。对于王佑、贾充、裴秀这些前朝名望，“祜每让，不处其右”[134]。都督荆州诸军事不久，“后加车骑将军，开府如三司之仪”，这在崇尚门第的魏晋时期是非常大的荣耀，但羊祜上表固让，理由是“今臣身托外戚，事连运会，诫在过宠，不患见遗”[135]。羊祜不以个人功名为念，为人为官低调内敛，避免引起权臣猜忌。但在伐吴的问题上，他是力争不屈，不惜与权臣决裂，且得到了晋武帝和杜预、张华等人的支持，“时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136]。上《平吴疏》后，贾充、荀勖等当权守旧大臣极力反对。当时正好赶上了秦凉方向晋军与胡人的战事屡次失利，羊祜认为吴平则胡自定，但大多数人持不同看法，羊祜只有空叹：“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当断不断。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137]
直到羊祜重病卧床后，一直犹豫不决的晋武帝才终于下定决心，让羊祜统兵伐吴，羊祜看出这是主上帮他实现平吴夙愿，是对他前期运筹准备的一个安慰，因此回答说：“取吴不必须臣自行，但既平之后，当劳圣虑耳。功名之际，臣所不敢居。若事了，当有所付授，愿审择其人。”[138]最后羊祜推荐杜预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体现了知人之明。杜预不仅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灭吴的态度上也能与羊祜保持一致，积极支持发起灭吴战争。羊祜死后，杜预被拜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一方面“明于筹略”，具有很强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心胸宽阔、顾全大局，有统帅之风，在最后的灭吴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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