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司马懿的军事生涯，他指挥的几次大的战役无不建立在知敌、料敌基础上，善因事变，能根据对手和战场情况灵活用兵，显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这里，我们从镇压准备叛魏的新城太守孟达和平定辽东太守公孙渊这两次用兵做分析。太和元年（227），蜀汉叛将孟达“连吴固蜀，潜图中国”[98]。司马懿根据判断认为，“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99]。先是以书信稳住孟达，而后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在给诸葛亮的书信中，孟达估算屯兵宛城的司马懿距离洛阳有八百里的路程，距离新城更有一千二百里。从司马懿上表天子到最后出征抵达新城需一个月，这期间守军有充分的时间加强防御，由此孟达判断“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100]。等到司马懿率大军赶到，孟达又修书告知诸葛亮：“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101]司马懿直造城下后八道攻之，“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102]。由此一役，司马懿显露出了高明的指挥艺术，赢得了善战的名声，并由此开始掌控魏国军权。
景初二年（238），司马懿率四万步骑征讨公孙渊，同样体现了其善因事变、料敌先胜的思想。公孙渊得到司马懿征讨消息后向孙权求救，孙权在书信中提醒：“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103]与八日到城下打击孟达的速决战不同，这次司马懿并不急于进攻，而是用声东击西之计，“盛兵多张旗帜出其南，贼尽锐赴之。乃泛舟潜济以出其北”[104]。先在南面虚张声势吸引公孙渊主力，魏军主力则偷偷渡过辽水从北面出击，“傍辽水作长图，弃贼而向襄平”[105]，直逼敌襄平（今辽宁辽阳市）大本营。在回答诸将的疑问时，司马懿对其作战意图和部署进行了说明：“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古人曰，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则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则人怀内惧，惧而求战，破之必矣。”[106]接着司马懿整顿阵列前进，公孙渊军果然出来截击。司马懿对诸将说：“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也。”[107]于是指挥魏军痛击，三战皆捷，乘胜进围襄平。这时正值雨季，辽水暴涨，平地数尺的大雨连续月余，魏军恐慌。司马懿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杀了都督令史张静，安定了军心。至大雨止，“遂合围。起土山地道，楯橹钩橦，发矢石雨下，昼夜攻之”[108]。在完全掌握战场主动的情况下，司马懿拒绝了公孙渊投降的请求，将其斩于梁水之上星坠之所。进城后，“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109]。伪公卿已下皆伏诛，又杀了两千多人，收编百姓四万户三十余万人。滥杀既有司马懿为显功名和防祸乱再起的意图，也暴露了其嗜杀阴毒的一面。斩孟达和平公孙渊两次战役，司马懿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显示了其机动灵活的作战指挥艺术。在与孟达的对阵中，司马懿兵多粮少，军队数量是敌人的四倍，粮草只有一个多月的供应，因此八道攻城，速战歼敌。而平定公孙渊之战，司马懿虽然兵少但粮食供应充足，又恰逢大雨倾盆，失去了速战的可能性，因此司马懿只顾虑一点，即防止公孙渊弃城逃跑，作战重心在于迅速完成合围困守之势。(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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