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非常强调因时用兵，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刘备攻取成都占据益州时，司马懿正跟随曹操讨伐张鲁。司马懿给曹操的建议中最早体现了其战略思想：“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能失时矣。”[91]司马懿对局势变化的敏感洞察，被对其深怀戒惧之心的曹操所拒绝：“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92]由此，曹操也错失了刘备在四川立足未稳时予以致命一击的良机。
司马懿对地理形势了然于心，对荆州这一南北水陆战略要冲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始终坚持要保持对荆州的威慑和控制，以割裂吴蜀联盟，掌握战略主动。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据荆州大部，关羽围攻樊城，水淹七军，迫使曹魏大将于禁投降。此时曹操认为，许昌作为都城距离樊城太近了，欲迁都回河北。司马懿极力劝谏，认为于禁事件对国事没有大的损害，这时候迁都既示弱于敌，又会因失去对长江周边的控制而使从淮河到沔水一线的人们陷入恐慌，“荆楚轻脱，易动难安”。曹丕刚继位，正当孙权率兵西过，魏朝野震动，大臣们纷纷议论，以为樊城、襄阳粮食短缺，没有办法坚守抵御吴军，要求把镇守襄阳的曹仁撤回到宛城。司马懿却不以为然，认为有两点决定了不能放弃襄阳。一是孙权刚刚因为夺取荆州杀了关羽而与蜀汉成仇，不敢对魏国动手，即“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93]。二是襄阳是进退攻守的战略要地，不可放弃，“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94]。然而司马懿的意见最终还是没有被采纳，魏国自动放弃了樊、襄这两个战略要地，东吴借此重新恢复了水上防线。在斩孟达后，曹叡曾问询司马懿“二虏宜讨，何者为先”[95]，即蜀汉和东吴两个政权都割据一方，且互为掎角之势，三足鼎立的局面该先从何处破起。司马懿答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96]司马懿认为关键点在东吴，东吴仰仗的是水战以扼守长江沿线要点，提出了陆上向皖城进攻吸引敌人主力，创造其夏口空虚的局面，再以奇兵击破之。试想孙吴一旦失去了夏口这个长江门户，整个水上防线就被打开了缺口，已经败了一半。然而最后司马懿的意见还是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即《晋书》记载的“天子并然之，复命帝屯于宛”[97]。魏国后期，开基创业的重臣相继辞世，加之诸葛亮北伐的军事压力，使得曹魏政权不得不倚重司马懿，但司马懿只是忠实地执行曹氏家族的政策和命令，难以施展其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和军事才能，这也是其晚年对曹氏做背后一击的一个重要因素。(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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