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均衡格局的形成

永嘉元年（307），司马睿在王导的建议下出镇建康，以躲避北方的混乱局面，但初期并不为当地势力所拥戴。“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76]后在王导、王敦的帮助下，赢得江南望族顾荣、贺循等的支持，在江南站稳了脚跟。因琅邪王氏在东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长期把持朝政，遂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这种依靠南北士族支持建立的政权，隐含着皇权与门阀集团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本身非常虚弱。同时期的北方，胡骑纵横肆虐，烧杀掳掠，再度陷入混乱局面。为躲避战乱，北方士民纷纷南渡长江，形成了大规模的北民南迁潮。由此，西晋实现的统一局面再次被打破。而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长江大致地处中国南北的中间线，随着北方长期战乱对生产的破坏，以及北民南迁潮中南方的大开发，南北经济一升一降，力量对比渐趋均衡，这也是东晋以后南北对峙得以保持的地理和经济原因。

东晋政权是以建康为中心，以扬州的经济军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扬州的名字来源于“州界多水，水波扬也”“江南之气燥劲，厥性轻扬”^[77]，最早的记载见《尚书·禹贡》篇的“淮、海惟扬州”。春秋时，扬州为吴国之地，后吴被越国所灭，扬州遂为越地。到了战国时，扬州为楚国之地。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后，扬州为九江、鄣郡、会暨和泗水等四郡所在之地。汉初，扬州是吴、楚、淮南诸国之境。到了汉武帝时设置十三州，淮南诸地为扬州，而淮北属徐州。三国时期，曹魏跨有淮南，把扬州的治所放在了寿春。西晋平吴后，将扬州的治所从寿春迁至建邺。^[78]而扬州上游的荆州在军事地理上至关重要，它既是在上游对扬州的屏护，而当镇守将领有不臣之心时又会构成重大威胁。“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79]

受政权内部权力斗争和政治、社会发展状况等多方掣肘，江南的统治者满足于偏安江南一隅，北伐的愿望并不强烈，有限的几次北伐都因投入支持小、决心不强而以失败告终。而北方处于五胡十六国阶段，各少数民族政权间的混战消耗很大，只有当实现了暂时的统一后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南征。纵观这一历史时期的军事地理形势，主要的对抗行动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淮南和荆襄地区，尤以沿江淮间的寿春及周边交通要冲为重点，形成寿春、义阳、淮阴、钟离和盱眙五大军事重镇。

淮河源自河南南阳桐柏山，沿途经颍州、颍上、寿春、盱眙、淮安等地，分两条水道入长江和大海。“长淮南北大小群川，无不附淮以达海者，而涡、颍、汴、泗诸水则尤要害所关也。”^[80]淮河地区气候湿润、农业发达，是天然的粮仓，特别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在两淮大规模屯田，打下了非常好的农业基础。同时，淮河地区水系发达，河流、湖泊众多，形成广泛的水网稻田区，对于北方的骑兵是非常大的抑制。淮河南北两岸气候和地理条件差别很大，淮北是连接北方和中原地带的重要枢纽，淮南则是长江北岸的天然屏蔽。“邳、徐之境，皆跨淮北，上接山东，所以联络中原，翼蔽肩背也。”^[81]因此，这一地区历来兵争不息，战事不断。伏滔从桓温伐袁真至寿阳时，曾作《正淮》篇，总结为“爰自战国至于晋之中兴，六百有余年，保淮南者九姓，称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祸溢于世，而终莫戒焉”^[82]。对于东晋、南朝来说，“守江必先守淮”，一旦淮河沿线被北方占领，那么以建康为中心的江东地区就完全暴露了。顾祖禹就认为，“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陈人失淮南，遂为隋人所并”^[83]。

东晋定都建康后，南北割据局面再度形成，双方争夺的热点区域集中在江淮一线，尤以寿春为重。“东晋南朝的历代政权皆以其为要镇，屯驻重兵，修筑坚城，作为抗击北敌入侵的前哨阵地。而十六国及北朝的统治者南征时，也屡屡向这一地区用兵，力图控制该地，以便打开进军江南的大门。”^[84]沿淮河两岸交通险要之地，形成了义阳、寿春、钟离、盱眙、淮阴等一系列重要军事重镇，这也成为南北双方用兵的重要枢纽区域。

义阳位于今河南省南部，其郡治在今信阳西北，地处淮西要冲，北面直通中原，南面连接荆州，西面可进入襄阳地区，东面则是淮河和淝水，即古人所说的“群山环结，地形阻隘，北接陈、汝，襟带许、洛，南连襄、郢，肘腋安、黄，自古南北争衡，义阳常为重镇”^[85]。南面的三处关隘更增加了义阳的险要，此三关即南北朝时义阳郡的平靖关、武阳关与黄岘关。北魏的拓跋英曾上书宣武帝，请求趁萧宝卷乱常之时讨伐义阳，并分析了攻取义阳的战略意义：“臣闻乘虚讨弱，事在速举，因危攻昧，徼捷可期。今宝卷乱常，骨肉相贼，蕃戍鼎立，莫知所归。义阳孤绝，密迩天境，外靡粮援之期，内无兵储之固。此乃临焚之鸟，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缓斧。若此行有果，则江右之地，斯为经略之基；如脱否也，非直后举难图，亦或居安生疾。”^[86]

钟离在今安徽省凤阳东北，沿用古钟离国之名，西晋时属淮南郡，东晋时设为钟离郡。钟离位于淮河中游，西面是汝水和颍水，东面是淮水和泗水，顾祖禹形容其“府西连汝、颍，东通楚、泗，为建业之肩背，中原之腰膂”^[87]，认为南北朝时期南方失去钟离的结果，就是长江防线不稳，无力抗击中原政权的冲击。“南北朝时，钟离常为重镇，岂非以据淮之中，形势便利，阻水带山，战守有资乎？自陈人失淮南，而江边卑小，遂无以抗中原。”^[88]特别是钟离濒临长江淮河之间，雨季水势大，水网密布，不利行军作战，而到了冬春两季，淮河水量变小，部队机动和后勤运输较为便利，季节性的地理条件变化对作战的影响为兵家所广泛注意。北魏宣武帝南征，天监三年（504）元澄围攻钟离，宣武帝就下诏告诫，“钟离若食尽，三月已前，固有可克，如至四月，淮水泛长，舟行无碍，宜善量之。前事捷也，此实将军经略，勋有常焉。如或以水盛难图，亦可为万全之计，不宜昧利无成，以贻后悔也”^[89]。后来果然遇到大雨，淮水暴涨，魏军无奈引归寿春，“还既狼狈，失兵四千余人”^[90]。五年（506），拓跋英寇钟离，至次年三月淮水暴涨，梁军趁机乘舰登岸，魏军大败。“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长六七尺。叡遣所督将冯道根、李文钊、裴邃、韦寂等乘舰登岸，击魏洲上军尽殪。景宗因使众军皆鼓噪乱登诸城，呼声震天地，大眼于西岸烧营，英自东岸弃城走。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为之不流。”^[91]

盱眙取“张目为盱，举目为眙”^[92]之意。盱眙为群山所环绕，水陆交通发达。据胡三省所述，“东山、前浦皆在盱眙左右。东山之北则高家山，高家山之东则陡山，稍南则都梁山，都梁山之东北则古盱眙城。城临遇明河，又东径杨茅涧口，又东径富陵河口则君山，魏太武作浮桥于此。自此渡淮，稍东则龟山矣”^[93]。盱眙西南十五里有三座城，再向西十五里即到达淮陵城，濒临池河，在这里有一个叫狮子渡的地方，也是北兵南渡的要津。“池河过淮陵城西而北入淮，谓之池河口。九山店，在淮北，南直淮陵。九山店之东则陷堈湖，南则马城，淮流至此谓之九山湾。其东则凤凰洲，在淮水中，约长十里。今土人亦呼九山湾为狮子渡，北兵渡淮之津要也。”^[94]在春秋时期，盱眙是吴国的“善道”之地，秦时为盱眙县，晋时为临淮郡治所。西晋永嘉之乱后，石勒起兵反晋，曾短暂占领盱眙。穆帝永和九年（353），姚襄与扬州刺史殷浩结怨，两者引兵大战。“浩遣刘启、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击灭之，鼓行济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众至七万，分置守宰，劝课农桑。”^[95]东晋太元三年（378），苻坚派兖州刺史彭超率五万大军攻彭城，后将军俱难等率步骑七万寇淮阴、盱眙，占领盱眙后，东晋朝廷震动。“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内史毛藻没，安之等军人相惊，遂各散退，朝廷震动。”^[96]次年谢玄率兵进攻，秦兵败走。“玄进次石梁，与田洛攻盱眙，难、超出战，复败，退屯淮阴。……又与难等合战，谦之斩其将邵保，难、超退师淮北。”^[97]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要属南朝刘宋时期的盱眙守卫战。元嘉二十七年（450），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贸然发动北伐，时盱眙太守沈璞认为盱眙处于南北兵争要地，要早做防范，故修城筑垒以备不虞。“璞以强寇对阵，事未可测，郡首淮隅，道当冲要，乃修城垒，浚重隍，聚材石，积盐米，为不可胜之算。”^[98]后北伐军队在北魏的打击下果然大败，魏太武帝亲率魏军一直打到长江北岸后回撤，返回的途中围攻盱眙。在沈璞的组织下，盱眙守军面对北魏数十万步骑毫无惧色，拼死坚守，最终取得了盱眙守卫战的胜利。“及贼至，四面蚁集攻城，璞与质随宜应拒，攻守三旬，殄其太半，焘乃遁走。”^[99]

淮阴，在今淮安市淮阴区西南，取淮河南岸之意。淮阴北隔泗水可望中原，西面是重镇钟离、盱眙和寿春，东连山阳而入海，南经邗沟入江，为南北要冲的兵争之地。顾祖禹指出，“盖淮阴去丹阳四百里而近，北对清、泗，则转输易通，南出江津，则风帆易达，繇淮入江，此其必争之道矣”^[100]。淮阴在秦时置县，汉时仍为淮阴县，西晋为临淮郡治所，东晋南北对峙时被建成军事重镇。建兴元年（313），晋愍帝即位后，祖逖上书北伐，“屯于江阴，起冶铸兵器，得二千余人而后进”^[101]。东晋永和年间，北中郎将荀羡北讨鲜卑时，曾对淮阴的战略重要性有过分析，“淮阴旧镇，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易以观衅。沃野有开殖之利，方舟运漕，无他屯阻”^[102]。因屯兵无地，于是在此营立城池。太元三年（378），前秦的南下大军中，俱难率步骑七万寇淮阴，与谢玄展开交战，后前秦军败退。太元十年（385），谢玄镇守淮阴。宋明帝泰始三年（467），萧道成镇淮阴，他一方面经营此地，抵御北兵入侵，另一方面在淮阴建立起了政治和军事基础，为后来的建齐代宋打下了基础，即如梁朝的萧子显所总结的，“太祖作牧淮、兖，始基霸业，恩威北被，感动三齐。青、冀豪右，崔、刘望族，先睹人雄，希风结义”^[103]。而作为淮南的重镇之一，淮阴与寿阳、盱眙等相连接，构成了整个江淮的防御体系。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元宏南征，攻打钟离未克，准备在淮南修复古城，留兵驻守，安抚百姓，遭到了高闾的反对。高闾认为，淮阴、寿阳和盱眙这几个兵家重镇是相互倚仗策应的，在没有夺取这几大重镇的情况下，北方力量不能够在淮河流域长久立足，即“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虽剪枝竭流，终不可绝矣。寿阳、盱眙、淮阴，淮南之源本也。三镇不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104]。

在江淮攻防重镇里，兵家又对寿春特别看重。从地理位置上看，寿春坐落在淮河中游南岸，东临淝水，南连汝水和颍水。寿春东面是三吴富庶地区，北为中原腹地，西接陈、许，南距都城建康七百里，且外有江湖为阻，内有淮河和淝水的便利，经济也较为发达。东晋的伏滔对寿春的地理位置有很好的理解和描述，“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薮泽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产草滋之实，荒年之所取给”^[105]。就地区交通来看，寿春介于颍水入淮口和涡水入淮口之间，北上可顺淮水达徐州和泗口，也可经颍水和涡水抵达中原腹地，东北可沿淝水抵达合肥和长江，是水陆通道的咽喉所在。因此，在整个南北对峙期间，东晋和南朝统治者均在寿春构筑坚城，屯扎重兵，以抵御北方的威胁。而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进攻，也多会选择距合肥三百里、距长江五百里、距建康七百里的寿春。北魏的源思礼就在上奏中提出：“寿春之去建邺，七百而已，山川水陆，彼所谙利。脱江湘无波，君臣效职，借水凭舟，倏忽而至，寿春容不自保，江南将若之何？”^[106]据统计，东晋、南北朝时期北军南征的进军路线上，寿春方向为12次，且重要的几次都是经过寿春。如，前秦进攻东晋的淝水之战，从450年到500年间北魏的四次大举南侵，579年北周攻取淮南，直到588年隋发起灭陈之战。同期，东晋、南朝北伐19次，寿春方向用兵8次，此地同样是呼应东西的北伐要途。晋元帝时期，后军将军应詹陈述寿春的战略重要性，“昔高祖使萧何镇关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内，魏武委钟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荡，区内辑宁。今中州萧条，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藩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107]。齐高帝萧道成对垣崇祖说过，“我新有天下，夷虏不识运命，必当动其蚁众，以送刘昶为辞。贼之所冲，必在寿春。能制此寇，非卿莫可”^[108]。陈太建五年（573），南朝陈北伐，吴明彻攻克寿阳，宣帝下诏褒奖，“寿春者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今兹荡定，恢我王略，风行电扫，貔武争驰”^[109]。

泗水是继淮河后沟通长江、黄河的又一要途，史书将其入淮口称为泗口，因泗水一名清水，故亦称清口。因地处江淮要道，泗口历来为兵家所重视。特别是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广陵太守陈登开凿了邗沟（淮安到扬州的淮扬运河）西道，泗口的战略位置更加重要，即“南必得而后进取有资，北必得而后饷运无阻”。东晋南北朝时期，泗口是南北战事比较频繁的地区，大的战事就有十余次。如祖逖死后，石勒再度攻陷北方已收复的土地，并逼近淮河、泗水流域。晋元帝任命卞敦为征虏将军、徐州刺史，镇守泗口。太宁元年（323），石勒大举南下，“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与征北将军王邃退保盱眙，贼势遂张，淮北诸郡多为所陷”^[110]。第二年，后赵进攻下邳和彭城，攻取东莞和东海，兖州刺史刘遐退守泗口，稳住了局势。“勒征徐、扬州兵，会石瞻于下邳，刘遐惧，又自下邳奔于泗汭。”^[111]

在整个东晋南北朝期间，北方政权南下的主要进攻方向在扬州和荆州，即扬州方向由淮入江，以及荆州方向由许昌、南阳向襄阳经汉水、汝水入江。具体行军路线有四条：一是由彭城经下邳、淮阴至广陵入江，走的是泗水、淮河、中渎水至广陵入江的路线；二是由浚仪（治今河南开封）、陈、项、寿春、合肥、濡须口顺濡须水而入长江；三是由襄城、上蔡、义阳至江夏，水道顺汝水入淮，陆路由义阳（今河南信阳）经随县、安陆到长江；四是由南阳顺淯水（今河南白河）而下，穿襄邓走廊到襄阳入汉水至沔口（今湖北汉口）入江。^[112]总体上看，大的用兵多集中在寿春、合肥方向，这条线路地理位置居中，便于两侧的相互策应。同时江淮地区河流纵横，水运便利，节省时间和耗费。寿春位于江淮之间的淝水南岸，地处南北要冲，水路交通便捷，是整个淮南防御体系的核心。

【注释】

[1]参见《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第1页。

[2]曾运乾注，黄曙辉校点：《尚书·甘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3]关中是指陕西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一带，以地处四关之中而得名，其东为函谷关，南为武关，西面散关，北面萧关，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山脉的屏障，以险要闻名，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4]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9页。

[5]参见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3—84页。

[6]宋杰：《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7]《吴子》卷下《论将》，《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7年。

[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

[9]《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

[10]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19年，第23页。

[11]《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第13页。

[12]《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

[13]《三国志》卷三《明帝纪》。

[14]《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15]《三国志》卷十六《杜恕传》。

[16]《三国志》卷十六《杜恕传》。

[17]参见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4页。

[18]参见《中国疆域沿革史》，第94页。

[19]参见《中国疆域沿革史》，第94页。

[20]《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21]《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22]《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23]《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下·荆州》。

[24]这三条通道分别是：向东北穿越伏牛山脉南麓与桐柏山脉北麓之间的方城隘口，到达华北大平原的南端；自南阳盆地沿白河支流河谷向北，越伏牛山脉分水岭，过鲁阳、陆浑等沿途隘口，进入伊水和洛水，抵达洛阳平原；自宛城向西，越今内乡、淅川入武关，经商洛山区和蓝田峡谷后进入关中平原。相关内容参见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上册）第402—403页。

[25]《三国志》卷六《刘表传》。

[26]《三国志》卷六《刘表传》。

[27]《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

[28]《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

[29]《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上册），第61页。

[30]《晋书》卷七十三《庾翼传》。

[31]《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一·扬州》。

[32]《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

[33]《三国志》卷十五《刘馥传》。

[34]《三国志》卷二十六《满宠传》。

[35]《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第187页。

[36]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南直八·无为州》，中华书局，2005年。

[37]《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注引《吴录》。

[38]《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南直八·无为州》。

[39]《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第246页。

[40]《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陕西五·汉中府》。

[41]《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

[42]《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43]《通典》卷一百七十一《州郡一·序目上》。

[44]《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上册），第493页。

[45]《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陕西八·祁山》。

[46]参见马建营：《论祁山古城及其名称的变易》，《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47]《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48]《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49]《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

[50]宋杰：《蜀汉用兵祁山与曹魏陇右战局之演变》，《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www.xing528.com)

[51]《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

[52]宋杰：《蜀汉用兵祁山与曹魏陇右战局之演变》，《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53]《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54]《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陕西一·陇坻》。

[55]《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陕西八·巩昌府》。

[56]《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

[57]《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

[58]《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

[59]“五服说”最早出现在《尚书·禹贡》中：“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从畿服重地到藩属下国逐层管理，兼举文教武卫，声教迄于蛮荒。《尚书·禹贡》的“五服说”为后世多所阐发和诠释，逐渐演变成华夏王朝历来的治国理论和“华夷”之分的思想渊源。

[60]《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

[61]《晋书》卷一百一《载记序》。

[62]《晋书》卷三《武帝纪》。

[63]《晋书》卷三《武帝纪》。

[64]参见《晋书》卷三《武帝纪》。

[65]《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66]《晋书》卷九十七《匈奴传》。

[67]《晋书》卷九十七《匈奴传》。

[68]《晋书》卷六十《孟观传》。

[69]《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70]《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

[71]《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

[72]《晋书》卷三十九《王浚传》。

[73]《晋书》卷三十九《王浚传》。

[74]《晋书》卷三十九《王浚传》。

[75]《晋书》卷一百一《载记序》。

[76]《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

[77]《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南直一》注引应劭语。

[78]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建业城几度更名。211年，孙权将其政治中心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迁到秣陵（今江苏南京），第二年改名“建业”，意为建立帝王基业。280年晋武帝灭吴后，将建业改名秣陵。不久后又将秣陵分而治之，秦淮河以北称建邺，秦淮河以南称秣陵。建业的“业”字加只耳朵，既避免了孙权“建立帝王基业”的含义，又表示“你这只耳朵拎在我晋武帝手里”。东晋政权建都建邺后，于313年改名建康，一是为避愍帝司马邺之讳，二是相对于北方的混乱，这里一片升平，军民康乐，遂改“建邺”为“建康”。

[79]《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羊玄保沈昙庆传》。

[80]《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南直一·淮河》。

[81]《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南直一·淮甸》。

[82]《晋书》卷九十二《伏滔传》。

[83]《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南直一·淮河》。

[84]宋杰：《寿春在东晋南朝的战略地位》，《史学集刊》2014年第5期。

[85]《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河南五·信阳州》。

[86]《魏书》卷十九下《南安王传》。

[87]《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南直三·凤阳府》。

[88]《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南直三·凤阳府》。

[89]《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传》。

[90]《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传》。

[91]《梁书》卷九《曹景宗传》。

[92]《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南直三·盱眙县》。

[93]《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南直三·东山》。

[94]《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南直三·曲溪堰》。

[95]《晋书》卷一百十六《姚襄载记》。

[96]《晋书》卷七十九《谢玄传》。

[97]《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载记上》。

[98]《宋书》卷一百《沈璞传》。

[99]《宋书》卷一百《沈璞传》。

[100]《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二《南直四·淮安府》。

[101]《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

[102]《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北兖州》。

[103]《南齐书》卷二十八《崔祖思刘善明苏侃垣荣祖传》。

[104]《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

[105]《晋书》卷九十二《伏滔传》。

[106]《魏书》卷四十一《源思礼传》。

[107]《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108]《南齐书》卷二十五《垣崇祖传》。

[109]《陈书》卷九《吴明彻传》。

[110]《晋书》卷七十《卞敦传》。

[111]《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

[112]参见《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第321—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