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夷狄：打破传统秩序的区域地理界限

受地缘结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军事实力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古代形成了汉民族居中央腹地、各少数民族居四边地域的地理特征，并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和传统。通常，汉族统治者将周边民族称为“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并将国土由京畿向边疆延展，依次划分区域为甸服、侯服、宾服（《汉书》作“绥服”）、要服和荒服，依次为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59]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想意识驱动之下，中央政权对各少数民族多采取隔离、羁縻与防范的政策，“袭冠带以辨诸华，限要荒以殊遐裔，区分中外，其来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蛮，绵西宇而横南极。繁种落，异君长，遇有道则时遵声教，钟无妄则争肆虔刘，趋扇风尘，盖其常性也。详求遐议，历选深谟，莫不待以羁縻，防其猾夏”^[60]。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史，华夷之间的关系对国家的治乱影响非常大。当中央王朝和周边民族关系稳定，边境秩序稳定的时候，国家往往呈现和平统一的局面。反之，当中央王朝势力减弱，控制力降低，周边少数民族往往会越过边界和自然分界线向中原腹地入侵，而周边民族的入侵进一步加剧了中原王朝的统治危机，最终使国家陷入虚弱、覆灭和分裂的境地。以匈奴为例，其为秦末汉初称雄北方的一个强大游牧民族，在西汉前期屡次威胁边境，后被汉武帝击败并分裂。汉宣帝初年，呼韩邪单于率众来降，汉朝对其采取和亲怀柔政策。光武帝刘秀将南匈奴数万人迁徙到河西（今甘肃、青海黄河以西）地区，后迁转到五原地区，连延七郡。董卓之乱后，东汉已对匈奴、鲜卑的南下无力应对，只好将百姓迁到山西，河套一带为匈奴所掌控。晋初，郭钦、江统等一批有识之士为之深忧，继而提出迁徙戎狄之论。“郭钦腾笺于武帝，江统献策于惠皇，皆以为魏处戎夷，绣居都鄙，请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统则忧诸并部，钦则虑在盟津。”^[61]西晋灭吴后，实现了全国统一。但西晋是一个短命王朝，其败亡的后果就是国家重新分裂。从军事地理角度出发，晋武帝实行分封制与宗族出镇制导致中央统治力的削弱，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的大量内附并参与到晋统治阶层内部的斗争中，进而打破了中央与周边、华与夷的传统界限，最终的结果就是晋朝灭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林立，国家重新陷入分裂与混战。

西晋败亡固然是由于政治腐败、皇族内乱，但也与这一时期天灾疫情不断，民众生计了无着落引发社会动荡有关。比较大的包括咸宁元年（275）年底，京师洛阳发生大的疫情，“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太半”^[62]。到了咸宁二年（276）初，“先是，帝不豫，及瘳，群臣上寿。诏曰：‘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岂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艰邪？诸上礼者皆绝之’”^[63]。同时，周边夷族内附速度很快，为后来的内乱和分裂埋下了隐患。据《晋书》记载，晋武帝在位二十余年时间里，少数民族内附情况如下：太康二年（281）夏六月，东夷五国内附；三年九月，东夷二十九国归化，献其方物；四年八月，鄯善国遣子入伺，假其归义侯；六年夏四月，扶南等十国来献，参离四千余落内附；七年，扶南等二十一国、马韩等十一国遣使来献；八年八月，东夷二国内附，十二月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国各遣使来献；九年九月，东夷七国诣校尉内附；十年五月，鲜卑慕容廆来降，东夷十一国内附；太熙元年（290）二月，东夷七国朝贡。^[64]到了元康年间，关中地区的人口已有百万之数，而少数民族居于半数，“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65]。自然灾害频发加剧了经济困难，这是少数民族内附的一大原因。如晋初，“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66]。侍御史郭钦上疏指出，“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67]。而持续的自然灾害在加剧中原王朝农业收成压力的同时，反过来又使内附的少数民族生活艰难，起兵造反，周边少数民族频繁掠边，这些都成了压倒西晋王朝的稻草。同时，晋王朝内部各分裂势力也往往利用少数民族武装进行混战。影响比较大的一次，是晋元康六年（296）氐族人在关中叛乱，引起了大的震动。“氐帅齐万年反于关中，众数十万，诸将覆败相继。中书令陈准、监张华，以赵、梁诸王在关中，雍容贵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士卒虽众，不为之用，周处丧败，职此之由，上下离心，难以胜敌。以观沉毅，有文武材用，乃启观讨之。观所领宿卫兵，皆趫捷勇悍，并统关中士卒，身当矢石，大战十数，皆破之，生擒万年，威慑氐羌。转东羌校尉，征拜右将军。”^[68]因这件事的触动，山阴令江统深恐频乱生变，认为应防微杜渐，于是作《徙戎论》。江统提出，国家治理的关键在“要荒”，即对边境少数民族的治理和防范。“《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在列举了前朝处理华夷关系的利弊得失后，江统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69]。有鉴于此，江统提出的策略是，迁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境内的羌族，安抚在先零（今甘肃、青海的湟水流域）、罕幵（今甘肃天水东南）、析支（今青海积石山至贵德河曲一带）等地；将扶风、始平、京兆的氐族迁出陇右，安顿在阴平、武都境内；发放途中所需食粮，令他们足以到达各地，各居本土，让属国、抚夷前往安顿集中他们。使戎人和晋地的汉人不杂居，各得其所，往上合乎古代夷夏有序的礼仪，向下又是盛世永存的规矩。他们纵使有侵犯中原的野心，一旦发生战争，也都远在中国之外，山河阻隔，虽敌寇暴虐，为患亦不深。江统提出的外迁夷族的策略并没有为晋武帝采用，但从中也可看出少数民族内附后带来的严重隐患，以及时人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后破坏“华夷”秩序和区域地理界限所做的思考和应对策略。(www.xing528.com)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大搞分封制。泰始元年（265），晋武帝即对宗室成员进行了大范围的分封，共分封了27位王，但留在京都担任要职的不过3位，多数皆到地方和边镇的封地。其分封的意图主要是由皇族近亲藩卫王室，镇守要冲，这从时臣段灼上陈的奏表中可见一斑：“臣以为太宰、司徒、卫将军三王宜留洛中镇守，其余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国。为选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辅佐之。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所谓盘石之宗，天下服其强矣。虽云割地，譬犹囊漏贮中，亦一家之有耳。”^[70]“诸王宜大其国，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势足以相接，则陛下可高枕而卧耳。”^[71]宗室诸王的分封与出镇，逐渐背离了政策的本意。晋武帝死后，晋惠帝司马衷登基。司马衷是个白痴，由太傅杨骏辅政，皇后贾南风为专朝政杀杨骏及皇室大臣，汝南王亮、赵王伦等八位皇族起兵造反，“八王之乱”由此爆发。“八王之乱”前后持续了16年，极大地动摇了西晋的统治根基。同时在大混战中，皇族宗室拉拢少数民族武装参加混战，使得各少数民族贵族武装得以壮大，并趁机进入中原发展势力。如王浚（字彭祖）在元康初年都督幽州诸军事，为自安计，还要“结好夷狄，以女妻鲜卑务勿尘，又以一女妻苏恕延”^[72]。到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起兵内向时，王浚“大营器械，召务勿尘，率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颖”^[73]。到了永嘉年间，羯族首领石勒进犯冀州，“浚遣鲜卑文鸯讨勒，勒走南阳”^[74]。石勒早期率领的牧奴起义攻占了邺城、兖州，后投奔了刘渊。而刘渊出身匈奴贵族，于永兴元年（304）起兵，建都离石（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定国号为汉，控制了并州大部。石勒和王弥等归附后，刘渊势力更胜，最终灭亡了西晋，这也意味着长江以北汉族正统统治的终结。诚如《晋书》所言，“聪之誓兵，东兼齐地；曜之驰旆，西逾陇山，覆没两京，蒸徒百万。天子陵江御物，分据地险，回首中原，力不能救，划长淮以北，大抵弃之”^[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