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南北双方开始在黄河、长江地域形成某种均势，是为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地理基础。而在这一大的地理对峙中，东面以淮河流域为中间线，双方反复争夺。西面以汉水上游为中间线，以汉中为双方斗争的枢纽。中间则以荆州为主战场。因这三面要面对扬州、荆州和益州的蜀、吴进攻，魏明帝曾将合肥、荆州和祁山并称为三座边防要镇。就汉中而言，其北面倚靠秦岭，南面有大巴山屏护，中部为汉中盆地，是长江第一支流汉江的源头。当南方控制汉中时，北方则只能倚靠秦岭的险要来保证西部边界的安全。作为沟通关中地区和四川盆地的交通枢纽，汉中被古代兵家称为“衢地”，因其四通八达，“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40]，当北方越过秦岭，进占汉中地区时，南方更多是以大巴山屏障保证四川盆地的安全。与长江中下游吴魏沿江淮水道相抗衡不同，西线蜀、魏的争夺则以陆上征伐为主，交战区域集中在魏国西部的关中平原和蜀国的四川盆地，汉中也由此成为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地区。
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占领益州，曹操迅速于第二年西征张鲁，并派遣张郃侵入巴中，进图汉中。蜀将黄权进谏刘备，“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41]。对于蜀国而言，汉中是四川盆地的门户，如若失守，则魏军可从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直趋汉中，而后过金牛道或米仓道，进入四川西部的成都平原或东部的巴中地区。对于魏国来说，汉中与其西部的关中平原相接，是其战略进攻的必经之路和防御的前沿地带。因此，蜀国的北伐都以汉中郡作为后方基地，魏国讨伐蜀国也多选择汉中做突破口。建安二十二年（217），法正建议刘备攻取汉中时，对汉中的战略形势做了深入分析，“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之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42]。刘备听从了法正的建议，在建安二十四年（219）自阳平南渡沔水，进占汉中，这样蜀国的战略稳定性就有了切实保证。
此后，孙刘两家因荆州而产生冲突。孙权占据荆州后，曹操在襄阳地区重点设防，蜀国从荆州方向北定中原的路线几不可能。而西面是曹魏的雍州和凉州，大致以陇山为界，分为关中（陇东）和陇右两大区域。曹魏的防御是以富饶的关中地区为中心，而陇右因地形崎岖、物资补给困难而兵力投入较少。因此蜀国在前期国力较强时，会直接越秦岭出祁山，兵指关中寻求决战，而到了后期国力衰颓时，绕道陇右成为现实的选择。对于曹魏而言，其执行的战略是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对蜀采取扼守要点、坚城挫锐的策略，“西自陇西、南安、祁山、汉阳、陈仓，重兵以备蜀”[43]。由此，祁山和陇右地区为魏蜀争夺的重点区域。(www.xing528.com)
祁山是三国时期魏蜀频繁交战的地区，史书多有提及。但就具体范围而言，史家和兵家的看法多有分歧。综合来看，祁山最初应该是指西汉水北岸的秦岭支脉。三国时期，因此地战事多发，故需依山筑城，凭险据守。“由于城垒和所在小山位于祁山山脉中部的南麓，故要塞即以祁山为名。久而久之，城堡所在的孤峰就习惯被称作祁山，而原来以祁山命名的那条山脉反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了。”[44]这也与顾祖禹所载相合，即认为祁山在西和县北七里，“后汉末置城山上，为戍守处。城极严固。建安十八年马超据冀，郡将赵昂等据祁山以击超。超奔张鲁，引兵还围姜叙于祁山，夏侯渊驰救，超败走。其后诸葛武侯六出祁山，皆攻此城”[45]。也有当代学者考证，认为顾祖禹是将北魏时期的建安城误作祁山城了，而实际上祁山古城是位于礼县城东四十五里处西汉水北岸的祁山之上，西距唐宋时期长道县治十里，东距盐官古城二十里，始建于西汉时期，今名祁山堡，城堡顶部建有祁山庙，现名祁山武侯祠。祁山城名称几经变易，初称祁山城，北魏时为祁山军，宋代称祁山寨，南宋中期后称祁山堡至今。[46]祁山之闻名，尤以诸葛亮北伐“六出祁山”为最。实际上，诸葛亮对祁山所在的天水郡境有两次作战。第一次是蜀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大军北驻汉中，上《出师表》，准备伐魏。次年春，诸葛亮佯为由斜谷道攻取眉县，“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47]。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魏将高刚坚守祁山，郭淮和马遵退据上邽（今甘肃天水市），有效地牵制和分散了蜀军兵力。后魏明帝西镇长安，派张郃率军增援，在街亭大败马谡，迫使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48]。第二次是蜀建兴九年（231），诸葛亮再次带兵伐魏。“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魏司马懿、张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粮尽退军，郃追至青封，与亮交战，被箭死。”[49]这一次，诸葛亮造木牛流马运粮，以克服道路艰险后勤补给的难题，但仍因粮尽退兵。其年八月，诸葛亮病卒，葬于汉中定军山。对于诸葛亮为什么会对祁山屡出重兵这个问题，学界认为其目的是“断陇道”，“即借助陇山险峻的地势，扼守其间隘路来抗击曹魏的优势军队，以便实现割据陇右、增强国力的战略目的”[50]。到了蜀后期，蜀国国力消耗较大，军力更为孱弱，其北伐不再是以祁山为主要方向，而改向天水以西的陇西和南安，唯一的一次进攻祁山，是蜀延熙十九年（256），姜维向祁山方向发动的进攻，目标是天水郡的重镇上邽。“更整勒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故维为魏大将军邓艾所破于段谷，星散流离，死者甚众。”[51]由是陇西骚动，姜维求自贬削谢过。此战之后，蜀军元气大伤，姜维从此打消了进攻祁山地区的想法。这也是因为，蜀后期的战略指导更多地被认为是要断凉州之道以吞河西，“即企图先占领曹魏雍凉二州交界地带，切断河西走廊与陇西黄土高原的联系，进而割据凉州”[52]。陇右地区取代祁山成为又一个争夺要地。
古人以西为右，陇山（六盘山）是秦岭北端的余脉，陇右即为陇山以西地区。早在范晔的《后汉书》中，即见对陇右的记载，“赤眉杀更始，而隗嚣据陇右，卢芳起安定”[53]，但具体范围存疑。唐于贞观元年（627）将全国划分为十道，设置陇右道，地域在陇山以西、沙洲（今敦煌）以东的今甘肃、新疆大部和青海以东广大地域。唐景云二年（711），以黄河兰州段为界，在黄河以东设陇右道，黄河以西设河西道，由此，陇右地区的地理位置更加具体化。总体上看，三国时对陇右的描述远非确知，更多的是指陇山以西的一个大体概念，包括今甘肃省东南部和宁夏南部。“在凤翔府陇州西北六十里，巩昌府秦州清水县东五十里。山高而长，北连沙漠，南带汧、渭，关中四塞，此为西面之险。”[54]与陇右相连接的，南面是秦岭，东南是关中，为西部几大军事要地之上游。“东上秦、陇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阶、成而梁、益之咽喉坏，西指兰、会而河、湟之要领举。”[55]而陇右地区的西面，则是著名的河西走廊，包括黄河以西、祁连山以北、合黎山和龙首山以南、乌鞘岭以西的狭长区域，因此它又是关中地区通往河西走廊的必经之地。三国时期，因魏、蜀两国在这一地区长期争夺，陇右的战略重要性也得到了兵家的广泛关注，有谚语“关西出将，关东出相”。陇西地区是氐、羌等少数民族聚集区，民风彪悍，对汉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正如班固在《汉书·地理志》所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56]。景元四年（263）秋，魏军分三路伐蜀，姜维退守剑阁，钟会进攻受挫，邓艾上书钟会，对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57]。随后，邓艾率入蜀的魏军“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58]，由此可见道路的艰险。而后魏军先登至江油，斩杀自涪（今四川绵阳）回绵竹防守的诸葛瞻，进军雒城（今四川广汉），逼迫刘禅遣使请降。此外，对于当地的氐、羌等少数民族，魏国和蜀国因其战略形势的需要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蜀国是稳定后方，西和诸戎；曹魏则采取了内迁政策，以防其与蜀政权相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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