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地区：魏、吴对抗的前线

除荆襄地区外，魏、吴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争夺也非常频繁。淮河流域在双方的军事对抗中，地位越来越突出，并形成了合肥、濡须等重要的军事枢纽和战略支撑点，江淮地区成为长江下游南北双方逐鹿的竞技场，给当地的经济、社会带来了长期的破坏和冲击。“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度。”^[31]吴赤乌九年（246），吴国大将朱然率兵第二次征柤中（今湖北沮河上游；一说指今湖北南漳境蛮河流域），斩获数千，当地民吏万余家北渡沔水逃亡。因柤中距离襄阳仅一百五十里，对魏震动很大，权臣司马懿和曹爽对是否坚守沔南、留民沔水产生分歧，此即对当时地区战略形势的判断不同所致。袁淮曾向曹爽献计，将当地民众撤到淮水、汉水的北面，以消解东吴的水军之利。“当今宜捐淮、汉以南，退却避之。若贼能入居中央，来侵边境，则随其所短，中国之长技得用矣。若不敢来，则边境得安，无抄盗之忧矣。使我国富兵强，政修民一，陵其国不足为远矣。今襄阳孤在汉南，贼循汉而上，则断而不通，一战而胜，则不攻而自服，故置之无益于国，亡之不足为辱。自江夏已东，淮南诸郡，三后已来，其所亡几何，以近贼疆界易抄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远绝其间，则民人安乐，何鸣吠之惊乎？”^[32]

在江淮地区的长期争夺中，逐渐形成了几大军事重镇和战略要冲，为兵家所重视。首先是作为“江淮首郡，吴楚要冲”的合肥。三国时期，合肥属魏国淮南郡，为扬州治所。因其处于江淮之间，自然成为魏吴战略攻防的重点。早年曹操认为刘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于是刘馥单骑来到合肥这座空城，建立州治。在刘馥治下，合肥城数年内恩化大行，百姓乐业，流民来归。“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33]由此，合肥开始建设发展成为一个军事重镇和对抗东吴的前沿据点。赤壁之战后，孙权趁曹操新败，采取以攻为守的态势主动出击。在军事战略选择上，孙权也是一改之前以荆州一路向敌的策略，从荆州和扬州两路出击。在荆州，孙权上表刘备为荆州牧，吴蜀联合以抗北方。而在扬州方向，东吴则是集中重兵，抢占水利先机。由此，江淮之间的合肥首当其冲，成为双方争夺的关键。对此，曹操也迅速做出调整，一方面将曹仁从江陵后撤到襄樊，另一方面在东部集中重兵与东吴在淮河流域展开争夺。曹操兵败赤壁后，率残军北还，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孙权用吕蒙计，留下凌统抗拒曹仁，解救被曹仁军围困的夷陵，自率大军围攻东面的合肥，并派张昭侧面进攻九江的当涂以为牵制，由此拉开了吴、魏争夺合肥的大幕。曹操自荆州还，逼退孙权，也开始更加注重合肥地区的防御。魏将满宠认为，合肥南面面江靠湖，北面远接寿春，利于东吴发挥水势，防御起来比较困难，而加强防御的办法是在城外筑就新城。“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此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矣”。^[34]有学者统计，公元208—278年，孙吴军队“对曹魏（及西晋）共发动过34次进攻作战（含主动出击，但未与敌交战即撤退的几次）；合肥方向的攻击为12次，占总数的35%”^[35]。(www.xing528.com)

位于合肥东南百余公里的濡须，是吴魏在江淮流域争夺的又一重要据点。濡须口地处吴地要害，是长江下游防御的关键。“江流至此，阔而多夹。阔则浪平，多夹则无风威，繇此渡江而趋繁昌，无七矶、三山之险也。石臼湖、黄池之水直通太湖，所限者东坝一坏土耳。百人剖之，不逾时也。陆则宁国县及泾县皆荒山小邑，方阵可前，一入广德，自宜兴窥苏、常，长兴窥嘉、湖，独松关窥杭州，三五日内事耳。然则濡须有警，不特建邺可虞，三吴亦未可处堂无患也。”^[36]建安十六年（211），孙权将治所从京口迁至秣陵。十七年（212），在金陵邑故址石头山筑城，是为屯粮驻军的石头城，并改秣陵为建业。为加强建业的防御，孙权接受吕蒙的建议，作濡须坞以防御曹操。“权欲作坞，诸将皆曰：‘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吕蒙曰：‘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权曰：‘善。’遂作之。”^[37]后人认为此举对于东吴稳固新都建业、平衡南北地理格局意义重大。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就援引前人的评论，认为“孙氏既夹濡须而立坞，又堤东兴以遏巢湖，又堰涂塘以塞北道，然总不过于合肥、巢湖之左右，遏魏人之东而已。魏不能过濡须一步，则建（邺）［业］可以奠枕，故孙氏之为守易”^[38]。从赤壁之战后吴、魏在江淮地区的争夺来看，魏军要南下作战，必须依赖水路解决运输问题，同时也为陆上提供掩护和策应。而在地理空间上，魏军南下的水路有三条，即东路由中渎水（古邗沟）自淮阴至广陵；中路沿淝水、巢湖、濡须水路线自寿春、芍陂过合肥入巢湖，经居巢、东兴（关）至濡须口；西路则由汉水自襄樊至沔口。在三条路线中，中渎水航行困难，广陵一带江面宽阔，渡江难度大，西路的汉水绕行到长江下游路途遥远，难以对东吴心腹地带构成威胁，而中路的淝水、濡须水最为便利，由此也成为各方争夺的军事要道。“这条路线水陆兼行，自华北大平原南下，可以通过黄河以南的泗、涡、颍、汝等诸条水道入淮，至寿春后沿（肥）［淝］水而行，经巢肥运河过合肥，进巢湖，再沿濡须水入江，顺流直下，即可到达建业、京口及太湖流域了。”^[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