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中国地理出现南北割据、东西相争的局面。魏蜀吴三国围绕长江一线展开长期对峙，荆州、扬州和益州的地位凸显。荆州由于地处长江中游，有联络东西水上交通、隔绝南北地理屏障之作用，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长江在中国军事地理中的独特地位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襄阳、樊城作为荆州的门户，成为三国斗争的焦点，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兵最多、争夺最激烈的地域。荆州处长江中游，以湖北南漳县西的荆山而得名。东汉末年，荆州领南阳、南郡、江夏、长沙、桂阳、武陵、零陵和章陵八郡。从军事地理格局上看，荆州位于长江水道中游，东连下游的扬州，南隔衡山和五岭，北抵伏牛山脉，西面则是上游的巫峡和汉中地区，是连接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的要冲，起沟通南北、承载东西的重要枢纽作用。在与北方的交通联通上，从荆州既可由江陵北上，过今当阳、荆门、宜城等地直趋襄阳的“荆襄道”，即“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23]；也可自襄阳涉汉水过樊城，而后经过襄邓走廊通道进入南阳盆地，这里有三条通道通往中原腹地[24]。战时，荆州可南据江陵，北守襄阳，控长江锁钥，观天下成败。中平六年（189）汉灵帝崩，刘表代王叡为荆州刺史，因北方兵乱四起，刘表遂合兵襄阳，以求自保而观形势。最初，南阳的袁术与孙坚联合，准备袭取荆州，后孙坚为流矢所杀，袁术兵败。董卓被吕布杀死后，李傕、郭汜率军入长安，“欲连表为援，乃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25]。此后，刘表击败了反叛的长沙太守张羡父子，“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26]。荆州虽然重要，但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属四战之地，很难做到独自保全。刘表生性狐疑，犹豫不决，在后来曹袁官渡对决前既不能乘其弊而起，也不肯择善而从。官渡一役，曹操在除去袁绍这个大敌后，北方基本上不再有大的势力能与曹氏争锋。短暂休整巩固后，曹操即携大军南下，荆州成为首要目标。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讨伐刘表，大军未至，刘表就病死了，荆州局势遂一发不可收拾。赤壁之战后，曹操北撤，刘备得到了荆州大部，但孙刘联盟由于曹操的北遁和荆州问题出现破裂。实际上，从军事地理因素分析，这种破裂具有不可避免性。诸葛亮早在隆中就提出“跨有荆、益”的主张，视荆州为刘备政权长远发展的基础。而对于东吴政权来说，荆州处于江东上流，如果落于人手，始终是重大威胁。因此，刘表死后，作为东吴一流的军事战略家，鲁肃就意识到荆州局势的可能变化，进言孙权，极陈荆州的重要性，“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27]。而后分析荆州内外各方势力情况，请命以吊刘表二子之名前去试探荆州内部情况：“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28](www.xing528.com)
赤壁之战后，在三国鼎立的大背景下，襄阳和樊城成为曹魏镇守南陲、抗击蜀吴的要镇。特别是襄阳，“它在曹魏一朝的军事地位与影响呈上升状态”[29]。诚如时人庾翼所言，“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30]。魏、蜀、吴三方围绕襄樊地区发动多次攻势，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北征襄樊，揭开对这一地区争夺的序幕，随后的战事主要在魏、吴之间展开，如黄初元年（220）东吴大将陈邵，黄初七年（226）诸葛瑾、张霸，青龙二年（234）陆逊、诸葛瑾等都对此地用兵，但最终都没有成功。作为应对和防范蜀、吴北伐的重点方向，曹魏及后继的西晋政权历来重视襄樊地区的防御，多次将征南将军或荆州都督的治所设在这里，以加强防务，形势紧迫时更是调集重兵前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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