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长期战乱，造成中央政府式微，中原地区的经济、社会遭受根本性的破坏，豫西地区作为传统军事政治重心的地位陡降。曹操于官渡一役击败袁绍，统一北方，将汉朝旧有领土的一大半系归麾下，在地理空间上建立起巨大的优势，为孙刘两家所恐惧，这也是引发两者联合抗曹的根本原因。诚如诸葛恪所说，“昔秦但得关西耳，尚以并吞六国，今贼皆得秦、赵、韩、魏、燕、齐九州之地，地悉戎马之乡，士林之薮。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之”[14]。然就军事地理重要性而言，这时较秦汉又有了较大变化。即使到了魏明帝曹叡时，从杜恕要求务本节用以安民事的上疏中，可略观其一二。“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虏未宾，三边遘难，绕天略匝；所以统一州之民，经营九州之地，其为艰难，譬策羸马以取道里，岂可不加意爱惜其力哉？”[15]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16]。整个北方真正能够供给物资兵源的，唯有兖州、豫州、司州和冀州而已，这四州因其资源产出成为北方军事的重要战略支撑。其中，兖州为古九州之一，介于黄河与济水间，大体上在今山东西部、河北南部及河南东北部，治陈留、东郡、济阴、山阳、任成、东平、济北和泰山八郡[17]，治所在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汉献帝初平年间，曹操镇压黄巾军起义后，即在与吕布和袁绍的激烈争夺中占得兖州，并以此为根据地进占豫州。
豫州在三国以前，就是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三国时期，豫州共治颍川、襄城、汝南、弋阳、梁国、陈郡、沛国、谯郡、鲁郡和安丰等十郡[18]，是曹操着力恢复发展的地区。曹操任用枣祗招募百姓搞屯田制，对颍川郡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后来曹操之所以挟持汉献帝迁都许昌，正是因为地区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可以支撑皇室政权的存在。司州又名司隶，治河南、原武、弘农、河东、平阳、河内和野王七郡[19]，包括今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和河南中部地区。司州作为北方统治者庇护西南地区的屏障，所临江河险要地势较多，是中原政权对抗外部威胁的主要防线。如果说兖州是曹操起兵创业的早期根据地，冀州则是曹操的立国之本。在《尚书·禹贡》中，冀州是九州之首，属北方枢纽地带，“带甲百万，谷支十年”[20]，早年为袁绍经营之地。袁绍与董卓反目后逃奔冀州，被拜为渤海太守，并从韩馥手里得到了冀州。这时沮授建议袁绍以渤海和冀州为根基，讨伐四方，号令天下。“济河而北，则渤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21]从沮授的分析可见，冀州北临幽州，东向青州，南凭济水，是军事核心地区。建安十八年（213）五月，汉献帝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以冀州十郡封之。“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巨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22](www.xing528.com)
总体上看，随着三国时期经济、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发展，北方军事地理重心也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由于曹操在许昌地区搞屯田制，使得黄河地区的恢复较快，经济、政治重心由传统的冀州、邺城转向黄河地区的许昌、洛阳等河南中西部地区。而后，随着魏蜀吴三国对峙的持续，战线南移，军事对抗线由黄河向长江流域推进，许昌和洛阳地区成为曹魏政权南下和西进的战略后方，曹魏以此为军事地理中心沿黄河向南、向西和向东各个方向延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