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早期的发源地在黄河流域。因有利的气候、土壤和水源，黄河流域成为古代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早期的军事强国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上游。夏朝早期主要在黄河中游，即今山西中南部黄河和汾水区域，后向东南方向迁移，到达了黄河的重要支流伊河、洛河流域。就军事而言，夏朝是处于古代部落联盟向王朝国家过渡的阶段，建立起了原始的奴隶兵制，对集中指挥也有了严格的要求，如甘之战前的“甘誓”，就提出“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2]。根据史书和考古发掘双重考证，相比于夏朝存在的一些争议，商朝的统治历史基本上是可信的。商朝的统治范围大体在黄河的下游，即今河南、河北和山东范围内，末年才向淮河流域扩展。随后的周朝起于关中[3]，后向东迁移。周武王灭商后，开始分封诸侯国，到成王时，所封的诸侯国“其范围大致北起燕山，南至长江中下游，西起关中盆地的西缘，东至山东半岛中北部”[4]，基本上包括了中原地区。整体上，夏商周三代都处于邦国林立、小国寡民的状态，各国人口有限，军队数量不多。作战方式以车战和步战为主，主要使用青铜和石制兵器。在安阳殷墟发掘的小屯C区M20车马坑中发现了一辆四马战车和车上乘员的武器，包括青铜弓矢，箭的镞头有青铜质和石质两种。[5]因军队数量不过几万人，机动能力不强，对军队的控制和对地理空间的利用非常有限，所以交战双方都力避将有限的军力投入到复杂地形。如夏启讨伐有扈氏的甘之战、商灭夏的鸣条之战和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都距离都城不远，持续时间很短，且一战而灭人邦国。“所以在春秋以前的战争里，并没有出现两军长期对峙争夺的枢纽区域。”[6]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人口规模持续增加，各国军队数量较以往有了较大增长，秦国和楚国这样的强国兵力已近百万众，燕、齐、赵、韩、魏等大国也在五十万上下。技术方面，冶铁的进步和铁质兵器的使用，使得作战方式和范围不同于以往。这一时期，步战和骑战越来越频繁，作战范围也不再局限于适合车战的平坦开阔地形，而是向山林、河道和丘陵等地扩展。在大规模对抗和大范围作战中，如何利用地形来扩大进攻或增强防御，已经成为将帅考虑的重要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兵书对地理空间的利用多有阐述，如孙武在十三篇中就专列《九地篇》讨论作战中的地形问题。吴起在《论将》中提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7]，并在《应变》中详细阐述了各种地形条件下的作战方法和应变策略。但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无论是青铜兵器还是铁质兵器，都适合野战杀伤，对凭借坚固的城池营垒据守之敌往往无可奈何，因此孙子认为上兵伐谋，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闉，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8]。由此可见，筑城防守成为一种有效的作战形式，在主要经济区、战略要冲和枢纽地带定都或修筑城池营垒愈发普遍。特别是到了战国后期，齐、楚、燕、秦等国在长期的争霸战争中脱颖而出，其国力不断增强，随着控制范围的扩大和军事辐射能力的延展，对地理空间的占有和利用越来越广泛。与各国相互征战的常态化和激烈化相伴生，险要地形和通道的地位、作用日趋凸显。如关中的东门户函谷关因其“路在谷中，深险如函”而成为东西分野的标志。函谷关以西的秦国凭借崤山、函谷关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与关东诸侯国展开了长期抗衡，并取得最终的胜利。(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