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统一战争经验

统一战争是这一历史时期兵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特征，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首先是发展经济实力，为统一战争奠定坚实的基础。当时的统一战略实施者都把发展社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作为从事统一战争的基本前提。如从曹操开始兴起的屯田制，一直为汉族统治政权所沿用，解决了军粮无着的问题，更厚植国力，奠定了统一战争的经济基础。而蜀汉为了“北定中原”，首先“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然后又发展生产，整备兵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也多吸纳汉族有识之士加入政权的统治和管理，实现清明政治，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

其次是争取政治优势，为统一创造积极条件。一是克服国家统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达成内部的思想统一。如魏灭蜀、西晋灭吴前夕，司马昭与晋武帝司马炎均发布诏令晓谕众臣，申明兴师伐敌、完成统一的必要性，同时采纳钟会、张华、羊祜、杜预等人出兵攻伐的正确主张，拒绝了贾充、荀勖等重臣的反对意见，及时发动灭蜀、灭吴之役，实现统一全国的战略目标。二是集思广益，鼓励臣下为统一大业献计献策，择善而从。如西晋制定灭吴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是晋武帝采纳羊祜的上疏、杜预数次表奏、王濬的上疏以及张华进言的结果。其基本内容依据的是羊祜上疏的建议，整个作战方案则是经过羊祜、杜预、王濬、张华等人近三年时间的研讨方才形成。三是积极发动对敌方的政治攻势，瓦解敌方的军心士气，争取敌方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统一战争扫清障碍。这一时期统一战争的战略目标都是明确而公开的，即所谓“吊民伐罪”“混一天下”。如三国时期，蜀汉在平定南方以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出了王业不偏安，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的主张。又如西晋发动灭吴之役前夕，重臣羊祜、杜预上疏奏表请求发兵，就正式提出宜当时定，以一四海，并宣布以孙皓为首的东吴政权荒淫凶逆，荆扬贤愚无不怨嗟，为顺利进军创造条件。因为统一已成为当时政治家公认的最高政治理念，也是一般社会民众的政治共识，“偏安”是不被认同的，所以进行统一战争总是名正言顺，具有号召力的。同时推行怀柔政策，抚恤、帮助敌方民众以争取人心。如西晋羊祜在镇守荆州期间，在处理与吴人关系上，“开布大信”，主动采取怀柔之策，争取到吴人的归附拥戴，为日后进兵做了很好的铺垫。又如杨坚，对于隋军所捕获的陈朝间谍，坚持采取优容感化政策，一律放归江南，既笼络人心，又利用他们传播隋军的声威，动摇陈朝的民心士气。

最后是发展对抗兵种，为统一创造军事条件。根据统一战争的需要，有重点地配置军事资源，发展主力兵种。当时的统一战争大多是自北向南进行，战场一般集中在淮河、长江一带，那里江河湖泊众多，决定了不适宜动用骑兵作战，而必须主要依赖水师突破江河险阻。因此，统一战争的指导者普遍把建造战船、建设水师、提高江河作战能力作为军事准备的重点来抓。如西晋王朝为统一全国，针对吴军水师实力较强且依赖长江天险的实情，致力于发展水军。晋武帝采纳羊祜的建议，委任王濬在蜀地修造各类战舰，训练士卒，终于组建起一支强大的水师，在灭吴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注释】

[1]《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第8页。

[2]《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

[3]《晋书》卷二《文帝纪》。

[4]《晋书》卷二《文帝纪》。

[5]《晋书》卷二《文帝纪》。

[6]《晋书》卷二《文帝纪》。

[7]《晋书》卷二《文帝纪》。

[8]《资治通鉴》卷七十八《魏纪十》，元帝咸熙元年正月。

[9]《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陕西五·汉中府》。

[10]《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

[11]《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

[12]《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

[13]《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

[14]《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五册《两晋》，第35页。

[15]《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16]《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17]《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18]《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

[19]《文选》卷四十九《干令升·晋纪总论》。

[20]《通典》卷十二《食货十二·轻重》。

[21]《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22]《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

[23]《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24]《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

[25]《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

[26]《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

[27]《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28]《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29]《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30]《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31]《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32]《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武帝咸宁二年十月。

[33]《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34]《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武帝咸宁五年八月。

[35]《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武帝咸宁五年八月。

[36]《晋书》卷二《文帝纪》。

[37]《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38]参见《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

[39]《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40]《晋书》卷三《武帝纪》。

[41]《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42]《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43]《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44]《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45]《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

[46]《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47]《晋书》卷八十三《袁乔传》。

[48]《晋书》卷一百十七《姚兴载记上》。

[49]《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纪十九》，康帝建元元年二月。

[50]《晋书》卷八《穆帝纪》。(www.xing528.com)

[51]《晋书》卷七十七《殷浩传》。

[52]《晋书》卷九十三《褚裒传》。

[53]《晋书》卷七十七《殷浩传》。

[54]《晋书》卷七十七《殷浩传》。

[55]《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56]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二十六《王羲之·杂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7]《读通鉴论》卷十三《穆帝》。

[58]《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59]《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60]《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61]《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载记上》。

[62]《晋书》卷一百十四《王猛载记》。

[63]《晋书》卷一百十五《苻丕苻登载记》。

[64]《晋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下》

[65]《晋书》卷七十九《谢玄传》。

[66]《晋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下》

[67]《晋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下》。

[68]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二十一《越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69]《十大经·姓争》，《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7年。

[70]《晋书》卷一百十四《王猛载记》。

[71]《晋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下》。

[72]《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

[73]《晋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下》。

[74]《晋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下》。

[75]《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

[76]《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

[77]《晋书》卷七十九《谢玄传》。

[78]《晋书》卷七十四《桓冲传》。

[79]《晋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下》。

[80]《晋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下》。

[81]《晋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下》。

[8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83]《金明馆丛稿初编·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第68页。

[84]《晋书》卷八十四《刘牢之传》。

[85]《读通鉴论》卷十四《孝武帝》。

[86]《晋书》卷七十九《谢玄传》。

[87]《晋书》卷七十九《谢玄传》。

[88]《晋书》卷七十九《谢玄传》。

[89]《晋书》卷八十一《朱序传》。

[90]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66页。

[91]《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92]《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宋纪二》，文帝元嘉三年六月。

[93]《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94]《周书》卷六《武帝纪下》。

[95]《魏晋南北朝史》，第581页。

[96]《周书》卷五十《突厥传》。

[97]《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陈纪六》，宣帝太建七年二月。

[98]《周书》卷三十《于翼传》。

[99]《周书》卷三十一《韦孝宽传》。

[100]《隋书》卷五十四《伊娄谦传》。

[101]《北史》卷七十五《赵煚传》。

[102]河阳有南、北、中三城，分别建于河桥（在今河南孟州市西南、孟津东北黄河上）桥南、桥北及河中洲上，为洛阳外围戍守要地。

[103]《周书》卷六《武帝纪下》。

[104]《周书》卷六《武帝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