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政权的建立与维系，依靠的是司马氏之余脉联合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北方士族，并得到江南土著士族的支持。其典型特征是，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和绑架皇权，形成各大族轮流掌权的局面。“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48]皇室和大族间、南北大族间、统治阶级和底层人民间，矛盾错综复杂，北伐被作为一种政治军事权力的象征和争夺手段。桓温要进行北伐，首要的前提是争得晋室的支持，并与其他政治势力达成和解。咸康六年（340），颍川庾氏的代表人物庾亮逝世，其弟庾翼被任命为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接替庾亮镇守武昌。桓温与庾翼相友善，以攻灭胡虏、收复蜀地为己任，首先赢得了庾翼的支持。庾翼曾向成帝举荐桓温：“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济艰难之勋。”[49]建元元年（343），庾翼统兵四万北伐，以桓温为前锋。永和元年（345）庾翼病逝，桓温接掌荆州地区的兵权。“庚辰，以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50]
永和五年（349），石虎病逝，后赵内部矛盾激化，北方再次大乱，北伐时机乍现。同年六月，桓温上疏朝廷，请求趁后赵内乱北伐经略中原。但“时桓温既灭蜀，威势转振，朝廷惮之”[51]，最终晋室将北伐的指挥权交给外戚褚裒和名士殷浩，借以制衡桓温。然事与愿违，先有褚裒率众三万为后赵李农所败，退屯广陵，毁城遁还，使北民南迁归附东晋的二十万士民“皆为慕容皝及苻健之众所掠，死亡咸尽”[52]，后有“以中原为己任，上疏北征许洛”[53]的殷浩北伐落得个“器械军储皆为襄所掠，士卒多亡叛”[54]。北伐失利后，褚裒忧愤而死，桓温借朝野对殷浩的怨愤奏请废浩，“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55]。在消除了褚裒、殷浩这两个政治对手后，桓温得以掌握内外大权，挥师北伐也就顺理成章。而通过北伐，桓温更是赢得了其他豪门大族的认可，巩固了手中的权力。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后，王羲之就赞叹，“桓公摧寇，罔不如志，今以当平定。古人之美，不足比踪，使人叹慨，无以为喻”[56]。正是因为控制了国内军政权力，并与其他士族代表人物达成和解，取得他们的政治认同，桓温才能够将北伐战争进行下去。但东晋有限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复杂的政治权力架构，反过来也是北伐的重大制约，这也是历次北伐得不到朝廷全力支持，无果而终的重要根源。即如王夫之所言：“晋偏安于江左，而又分焉，建业拥天子以为尊而力弱，荆、襄挟重兵以为强而权轻，且相离以相猜，而分为二。温以荆、襄之全力为孤注，其进其退，一委之温，而朝廷置之若忘，温即有忠诚，亦莫能自遂，而况乎其怀二心哉？臣与主相离也，相与将相离也，东与西相离也，以此而欲县军深入，争胜于蜂起之寇，万不可得之数矣。”[57](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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