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为吴陆逊之孙、陆抗之子，其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十年之功作《辩亡论》二篇，以论孙权兴吴而孙皓失国的原因所在。陆机认为，吴亡国固有“吴蜀唇齿之国也，夫蜀灭吴亡，理则然矣”[24]的因素，但根本还在于吴国政治失序、战略失策和用人失当，即吴之亡在吴不在蜀。孙权去世后，“元首虽病，股肱犹良”，吴因有老臣辅政，尚能任用贤达，故得以存续。“大皇既没，幼主莅朝，奸回肆虐。景皇聿兴，虔修遗宪，政无大阙，守文之良主也。降及归命之初，典刑未灭，故老犹存。”[25]等到了孙皓时期，肱股老臣尽丧，政治混乱失序，亡国也自在情理之中。“爰逮末叶，群公既丧，然后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衅，历命应化而微，王师蹑运而发，卒散于阵，众奔于邑，城池无藩篱之固，山川无沟阜之势，非有工输云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筑室之围，燕人济西之队，军未浃辰而社稷夷矣。”[26]
咸宁二年（276）十月，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上《请伐吴疏》，深得司马炎赞许。羊祜认为晋吴双方实力和形势的对比已经产生决定性的变化，伐吴的时机已然成熟。一方面，东吴内部矛盾重重，上下离心，“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27]，“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28]；另一方面，“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29]。认为只要把握战机，果断征伐，则“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30]。然而，朝廷内部在如何进行统一战争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时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31]重臣贾充、荀勖、冯紞等，则对晋武帝出兵伐吴的战略意图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凉州鲜卑族秃发树机能是当前最大的威胁，且东吴水军强盛，据有长江天险，晋若出师攻伐，胜负实难逆料，所以主张按兵不动，以静观形势变化。这些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决策层，使得晋武帝一时难做最后决断。对此，积极主张发动伐吴战争的羊祜感叹道：“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32](www.xing528.com)
咸宁五年（279）八月，晋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王濬继羊祜之后，向晋武帝上疏，建议立即伐吴。“臣数参访吴楚同异，孙皓荒淫凶逆，荆扬贤愚无不嗟怨。且观时运，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变难预。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33]但因种种原因，晋武帝仍然犹豫不决。此时，镇南大将军杜预也上书请求立即出兵伐吴，司马炎一月之久还未回复，杜预遂再次上书：“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今若中止，孙皓或怖而生计，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民，城不可攻，野无所掠，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矣！”[34]中书令张华极力支持杜预的建议：“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35]在制定灭吴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上，晋武帝虽较犹豫，但能虚心咨询、广开言路，鼓励臣下为统一大业献计献策。羊祜、杜预、王濬的建言献策，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论证了晋朝灭吴统一全国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可能性，并具体策划了晋军战略进攻的基本步骤，对于晋武帝下定决心伐吴起了重要的作用。最后，晋武帝依据羊祜的《请伐吴疏》和杜预《平吴表》等战略谋划，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排除各种干扰，将灭吴的战略方针付诸实施，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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