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后的三国鼎立局面，经过数十年的和战更替，全国统一的形势渐趋成熟。司马氏代魏建立西晋后，魏、蜀、吴三分天下已演进为晋吴两国隔江对峙。景元四年（263），司马昭制定了伐蜀灭吴的战略部署。蜀汉亡国后，西晋已据天下四分之三，且控制长江上游，从而在北、西两个方向对东吴形成战略压迫之势。
吴国自孙权在江东建国后，历任孙亮、孙休和孙皓三朝统治。孙权晚年酗酒成风，加之皇储问题，朝廷内部矛盾激化，吴国已江河日下。神凤元年（252）孙权病死后，孙亮继位，大将军诸葛恪辅政。建兴二年（253）诸葛恪执意攻魏，“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15]。吴大军围攻魏合肥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16]。魏大军来救，诸葛恪引军退还，“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17]。经此一战，吴国军力大损，同时引起内部新一轮权力斗争，诸葛恪被杀。太平三年（258），孙休为帝，统治更趋削弱。永安七年（264），孙休病死，孙皓即位。此时，魏国权臣司马昭遣将修书谕告：“故分命偏师，平定蜀汉，役未经年，全军独克。于时猛将谋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时之宜，就既征之军，借吞敌之势，宜遂回旗东指，以临吴境。舟师泛江，顺流而下，陆军南辕，取径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汉之粟，然后以中军整旅，三方云会，未及浃辰，可使江表厎平，南夏顺轨。”[18]265年，东吴与魏断绝外交关系，孙皓将都城迁到武昌，以巩固长江上流，但因内部反对，第二年又还都建业。孙皓穷奢极欲，淫乱嗜杀，尽失人心，面对北方的虎视眈眈，也没有进行充分的战守之备。
在晋吴战略态势一升一降的大势下，西晋的综合实力已占绝对优势。但晋室初立，统一的条件还不成熟，这也是晋武帝没有践行司马昭立即伐吴设想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政治上，晋室在代曹魏而立后，内部还没有就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虽然晋武帝即位后，“正位居体，重言慎法，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故民咏惟新，四海悦劝矣”[19]，但在伐吴问题上，统治阶级内部还是严重分裂，腹心不同，公卿异议。其次是经济上，还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一场庞大的统一战争。由于长期战争，晋初的经济非常脆弱。为恢复经济计，晋武帝的优先事项是鼓励耕植恢复经济，增加粮储。因当时谷贱而布帛贵，晋武帝在泰始二年（266）为立平籴法而专门下诏：“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此事久废，希习其宜，而官蓄未广。言者异同，未能达通其制。更令国宝散于穰岁而上不收，贫人困于荒年而国无备，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籴，主者平议，具为条制。”[20]咸宁元年（275）又下诏，“出战入耕，虽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以邺奚官奴婢着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21]。再次是地理空间上，吴沿江防御体系较为完备。灭蜀后，晋虽占有长江上游的巴蜀之地，但地理上的局限仍很大。诚如陆机所言，“夫蜀，盖藩援之与国，而非吴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阨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轴轳千里，前驱不过百舰。故刘氏之伐，陆公喻之长蛇，其势然也”[22]。最后是晋后方不稳，西北边疆局势始终对晋王朝形成战略掣肘。陇右河西地区鲜卑秃发树机能武力犯边，北部匈奴右贤王刘猛反叛等，都在后方对晋造成很大牵制。(www.xing528.com)
晋武帝虽没有立即将统一战争付诸实施，却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特别是针对东吴占据长江天堑的有利条件，西晋吸取曹魏时期“武骑千群”无用武之地的教训，控制长江上游后立即加强经营，任命王濬为巴郡太守，后又让其兼益州刺史，为顺流而下伐吴创造条件。王濬到四川后，立即大造船舰，7年时间共训练精锐水军数万，“舟楫之盛，自古未有”[23]。到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时，王濬已成了70岁的老人，但他训练的水师也在日后的灭吴之战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成为最后攻入建业的主力，唐朝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慨叹：“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此外，西晋还以最优秀的军事将领负责荆州诸军事。通过17年的战争准备，本来已在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和军事实力诸方面占据压倒性优势的西晋，更加胜算在握。同时，西晋在政治上还对东吴军民实施攻心战，瓦解其斗志，收拢对岸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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