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方面，经过曹操、曹丕父子的创业与守成，在与吴、蜀的对峙中优势越发显著。自魏明帝曹叡死后，魏国出现主弱臣强的局面，权臣曹爽与司马懿内斗不已，最终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胜出，夺得朝廷大权。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把持朝政。司马氏父子一方面大力清除曹氏势力，笼络人心，准备代魏自立；另一方面大力招揽人才，移民实边，恢复经济，为统一战争积蓄力量。
相比于强大的魏国和固守江河险要的吴国，蜀国的情况最糟。本来蜀国实力就弱于魏、吴，关羽失去荆州之后，蜀汉政权又遭夷陵惨败，以致只能偏于益州一地，无论经济实力还是控制地域，较北方的魏国和东面的吴国都处于绝对劣势。《隆中对》中所期盼的“天下有变”的时机不仅没有出现，甚至连自荆州“北向宛洛”的偏师也不具备。
诸葛亮独立支撑危局，在七擒孟获平定南中后，奉行联吴抗曹的外交策略，在保有益州基础上相机“出于秦川”，将“以攻为守”作为基本国策，数次发动北伐。关于诸葛亮北伐的动机，历来学者多有争论，有学者就认为蜀国本来地盘小、人口少，整体国力孱弱，加之夷陵之战大伤元气，更是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旷日持久地北伐，这是诸葛亮政治和军事上的最大失误。实际上，高明如诸葛亮者自然知道，除非“天下有变”，否则仅凭益州的人力物力，要实现兴复汉室的战略目标，可以说希望渺茫，于是高举北伐这一政治旗帜，就成为维系人心、勉力支撑蜀汉政权的最重要手段。宋朝大儒朱熹就深感诸葛亮内心的矛盾和无奈，这样评价诸葛亮的北伐：“孔明是杀贼，不得不急。如人有个大家，被贼来占了，赶出在外墙下住，杀之岂可缓？一才缓，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了几多人，不得不急为之意。”[2]也就是说，诸葛亮是期望通过北伐凝聚人心，即使“一出师即乏粮”，也仍坚持北伐。(https://www.xing528.com)
外交上，吴蜀联盟并不牢固。联盟的形成和正常运作依赖于四个条件，即一致的利益基础、共同的安全威胁、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及相应的责任承担机制。前两个条件是客观的，是联盟形成的必要条件，后两个条件有一定的主观性，需要决策者发挥聪明才智。一般来说，联盟内部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又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在共同威胁加剧时为团结计会弱化矛盾，当外部威胁缓和时，内部矛盾又会凸显出来。如何妥善处理矛盾，体现着决策者的能力水平，而这些矛盾的客观存在，也是敌对一方进行分化瓦解的前提。孙刘两家结成战时联盟赢得了赤壁之战，但当外部威胁缓和后，两家围绕荆州归属问题矛盾凸显。虽然诸葛亮在荆州问题上多次让步，但因其地处吴国上游，不能不使吴国君臣寝食难安、如芒在背，所以吴国趁关羽率兵进攻樊城时一举袭取荆州。随后刘备为报关羽被杀之仇，倾全国之力发兵讨伐东吴，使双方的盟友关系由合作到兵戎相见。夷陵之战后，虽然诸葛亮极力恢复吴蜀联盟，但双方芥蒂难消，都不愿成为魏国的打击对象，战略呼应和协同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蜀国内部，虽有诸葛亮竭力辅佐，但蜀汉的统治主要依赖严刑峻法，而非与民休息、发展生产。蜀主刘禅更是懦弱无能，诸葛亮在世时还可以辅助其应付时局，诸葛亮死后，刘禅在一帮佞臣怂恿下贪图享乐，加之宦官黄皓取宠弄权，朝政日非。同时，蜀国与魏、吴相比，人才最为匮乏，诸葛亮死后后继无人，勉强称得上人才的也就一个姜维。但因朝中政治斗争险恶，姜维为了避祸而远离成都，自请到沓中（今甘肃舟曲以西、岷县以南）率军驻屯。
是否立即发起灭蜀战争，魏国决策层也经历了一番争论。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夏，魏国执政的大将军司马昭提议举兵灭蜀，但大臣中除司隶校尉钟会明确支持外，大多数持反对意见，如征西将军邓艾就认为，蜀军尚有一定实力，防御上并未暴露出明显弱点，且据险为阻，贸然用兵，难以一举攻下，因此数次反对用兵蜀汉。在这种形势下，司马昭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和魏蜀两国的力量对比，认为魏灭蜀胜算很大。首先是从综合国力和战争准备情况看，魏国自甘露三年（258）寿春之战大胜孙吴后，已经休养生息六年，其间魏军一直进行着对吴、蜀两国的战争准备，即“自定寿春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3]。其次是魏、蜀两国军事实力对比悬殊。“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4]，也就是说，蜀军总数不过9万人，其中防守成都和边境地区的就占4万多人，能够用来抵御魏国的最多不过5万。而魏国早在数年前就已经有大军50余万，在军队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再次是在可能性上，只要策略得当，完全可以强击弱，轻易战胜蜀国。司马昭根据这种战略态势和力量对比，提出了具体的灭蜀策略：“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彼若婴城守险，兵势必散，首尾离绝。举大众以屠城，散锐卒以略野，剑阁不暇守险，关头不能自存。”[5]认为蜀军主力姜维的部队在沓中一带，只要魏军有一路对其进行牵制，造成汉中空虚之势，魏军就可以主力直下汉中。最后是蜀国内部的混乱。蜀主刘禅昏庸无能，一旦听闻边关重镇汉中失守就会乱了方寸，无计可施，即所谓“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6]。而击灭蜀汉，也是最终实现全国统一的必备条件。“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7]司马昭认识到，灭蜀可以占据长江上游之利，创造水陆俱下攻取东吴的条件，最终实现完全统一。司马昭认为蜀汉“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8]。于是，魏国不失时机地做出了先灭蜀国，然后据上流之便，顺江东下，水陆并进消灭吴国，重新统一全国的战略决策。此后，魏国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率大军坐镇关中，秘密从事伐蜀战争的各项准备。但魏国表面上却大造舆论，声称要先灭南方的吴国，并下令青、徐、豫、兖、荆、扬各州大造战船，营造大举攻吴的氛围，从而成功地对蜀国进行了迷惑和战略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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