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兵学发展中，伐谋伐交思想一直占有独特的地位，即孙武所说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78]。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南北大对峙形成和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伐谋伐交思想更深刻影响到关乎各割据政权生死存亡、关乎国家分裂与统一的重大事件。
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历来重视兵者诡道，以谋略制胜。特别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军事集团长期征战，消耗都很大，依靠谋略制胜不失为更务实的选择，其战术运用臻于极致。如章武三年（223），趁蜀国刘备新亡，刘禅继位的时机，南中诸郡纷纷发生叛乱。就南中这一少数民族地区来说，蜀国派兵大败叛军容易，但大军撤退后如何保证有效治理，使其不再反叛是个难题。蜀相诸葛亮采取了以夷治夷、怀柔致远的伐谋思想。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军南征，连战连捷。诸葛亮察知少数民族将领孟获为当地人所钦服，于是把他生擒，并让他观看蜀军的营阵以示威严。孟获不服，“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79]。亮笑而纵之，七纵七擒，使孟获心悦诚服，承诺南人不复叛。南中平定后，诸葛亮继续重用当地人进行治理，其理由有三：一是若留官吏治理当地，就要留下一定的兵力，而军粮是个大问题；二是当地少数民族新败，亲人伤痛，留下蜀国官吏治理而又没有一定的兵士做后盾，就等于留下了祸患；三是留下的官吏容易引起当地夷人的猜忌。“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80]
西晋建立后，于咸宁五年（279）发动伐吴之战，并于第二年灭吴国，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随后晋武帝耽于酒色，怠于政事，很快诸王内讧。与此同时，周边少数民族乘势而起，局势更加混乱，最终导致了西晋的灭亡。在战乱中，各少数民族的谋略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匈奴族刘渊攻灭西晋的过程中，在先期不断遭受挫折后，重新调整战略，确定了扫除外围再集中攻击晋王朝中央的方针，显示出很高水平的伐谋思想。一是北联南伐。西晋后期，王室内乱，刘渊乘机北面联合鲜卑和乌桓，全力攻伐西晋。当时王浚派将军祁弘率领鲜卑兵攻打邺城，大败司马颖。作为后者的部下，刘渊本有救助的义务。这时，刘宣等人劝阻道：“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81]此说正合刘渊心意，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82]。二是假借刘汉为号召，以收人心。刘渊反晋过程中，为树立正统地位，假借刘汉之名，以添声望，声称“吾又汉室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83]。随后迁于左国城（今山西吕梁市东北），远方前来归附的达数万人之多。三是由主攻洛阳变为扫清外围，孤立洛阳。永凤元年（308），刘渊称帝，随后命其子刘聪、大将王弥、从子刘曜等两次进攻洛阳，始知“今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84]。经过前期几次交战的教训后，刘渊深知晋室虽然引乱而弱，但相比于匈奴五部的兵力，其各地援军尚多，难以直接攻灭。因此，刘渊采取了先打击外围，再集中进攻中央的策略，分别派遣石勒、王弥等先扫荡冀州、兖州、豫州、司州和荆州等势力，最后攻陷洛阳。后赵石勒也采取同样战略，先定都襄国，剪除幽州的王浚和并州的刘琨，最后西取洛阳和长安。自刘渊始，“此一战略之运用，实为前所未有者，且开北魏、赫连夏、拓跋夏相继运用此种战略之先声”[85]。
【注释】
[1]参见［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8年，第8页。
[2]《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3]《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4]《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5]参见黄朴民：《大一统：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6]《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7]《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8]黄朴民：《〈隆中对〉的战略“误区”》，《文史天地》2015年第11期。
[9]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卷三《苏明允权书十·项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
[11]《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12]《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13]《司马法》卷上《仁本第一》。
[14]《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15]《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16]《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17]《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18]《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19]《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20]《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21]《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22]《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23]《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24]《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25]《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26]《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27]《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28]《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29]《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30]《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31]《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
[32]《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
[33]《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
[34]《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
[35]《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36]《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37]《晋书》卷一《宣帝纪》。
[38]《晋书》卷一《宣帝纪》。
[39]《晋书》卷一《宣帝纪》。
[40]《晋书》卷一《宣帝纪》。
[41]《晋书》卷一《宣帝纪》。(www.xing528.com)
[42]《晋书》卷一《宣帝纪》。
[43]《晋书》卷一《宣帝纪》。
[44]《晋书》卷一《宣帝纪》。
[45]《晋书》卷一《宣帝纪》。
[46]《晋书》卷一《宣帝纪》。
[47]《晋书》卷一《宣帝纪》。
[48]《晋书》卷一《宣帝纪》。
[49]《周书》卷十五《于谨传》。
[50]《周书》卷十五《于谨传》。
[51]《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52]《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53]《三国志》卷七《吕布传》。
[54]梁满仓：《论吕布与董卓的关系——兼论吕布的“反复无常”》，《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55]《三国志》卷七《吕布传》。
[56]《三国志》卷七《吕布传》。
[57]《三国志》卷六《董卓传》。
[58]《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59]《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60]《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61]《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
[62]《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63]《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
[64]《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
[65]《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
[66]《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67]《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
[68]《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
[69]《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
[70]《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71]《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72]《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73]《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74]《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75]《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76]《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77]《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
[78]《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
[79]《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80]《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81]《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
[82]《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
[83]《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
[84]《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
[85]《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五册《两晋》，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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