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充分学习、吸纳中原的先进文化，军事谋略思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体现出了较高的谋略水平。兹举一例，即南北朝时期西魏大将于谨征讨南梁的料敌“三策”，以为代表。
于谨（493—568），字思敬，小名巨弥，鲜卑族，河南洛阳人。于谨年少从军，喜读经史子集，尤好《孙子兵法》。参与过镇压破六韩拔陵等的北方六镇叛乱，平定鲜于修礼、葛荣、邢杲、万俟丑奴起义等，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
侯景之乱（548—552）加剧了梁的统治危机。战乱中，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西魏趁机大量侵吞南朝领土，导致南弱北强的态势进一步加剧。平定侯景之乱后，梁元帝萧绎在江陵继位，秘密与北齐通使，打算侵犯西魏。梁元帝兄长的儿子岳阳王萧詧时任雍州刺史，因梁元帝杀死了自己的哥哥萧誉，便归附了西魏。萧詧占据着襄阳，请求西魏派兵支援。西魏恭帝元年（554），于谨奉命与长孙俭共同率军讨伐梁元帝，攻克江陵，扶植萧詧为梁皇帝，史称北梁或后梁。
在出征前，长孙俭与于谨有一段对话。(www.xing528.com)
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欲如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阳，是其上策；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必用下策。”俭曰：“彼弃上而用下，何也？”对曰：“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愞而无谋，多疑少断。愚民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既恶迁移，当保罗郭。所以用下策也。”[49]
以上这段对话，是于谨对形势的客观分析和“料敌”之论。站在梁的角度，于谨认为在萧詧占据着襄阳、西魏大军压境的情势下，进行战略转移，集中力量据守丹阳，是上策。这一过程中，应在汉、沔正面炫耀兵力以威慑敌人，趁机转移军民财物渡过长江。在江陵内城固守待援，是中策，要点是迁徙江陵外城的居民，退守子城，加高外墙，等待外援。据守外城，进行外围防御，是下策。于谨判断梁一定用下策，理由有三：一是萧氏据守江南，经历了好几十年。正逢中原多事，没有顾得上向外经略，其战略转圜的空间非常有限。二是梁一定认为西魏在北齐的军事威胁下，分不出足够的兵力，产生侥幸和轻敌思想。三是通过对萧绎性格和南朝士民心理的分析，认为梁元帝怯懦无谋，多疑少断，士族和臣民习惯于江陵现有的安逸生活，不愿迁移，因此只能是据守外城。据此，于谨判断梁必用下策。于是，于谨派中山公宇文护和大将军杨忠等率骑兵精锐先占据长江渡口，截断梁军退守丹阳的通道。而梁军果然选择外围据守，最终败亡。“谨乃令中山公护及大将军杨忠等，率精骑先据江津，断其走路。梁人竖木栅于外城，广轮六十里。寻而谨至，悉众围之。梁主屡遣兵于城南出战，辄为谨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缚出降，寻杀之。虏其男女十余万人，收其府库珍宝。得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跌）［趺］、大玉径四尺围七尺及诸轝辇法物以献，军无私焉。立萧詧为梁主，振旅而旋。太祖亲至其第，宴语极欢。赏谨奴婢一千口，及梁之宝物，并金石丝竹乐一部，别封新野郡公，邑二千户。”[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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