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214），刘备攻占成都。随后关羽大意失荆州，刘备为报仇亲征东吴却遭夷陵之败，蜀汉大伤元气，只能偏居益州一地。《隆中对》中所期盼的“天下有变”的前提不仅没有出现，甚至连自荆州“北向宛洛”的偏师也不存在了，这与诸葛亮《隆中对》的设想出现了明显的偏差。
至此，跨有荆、益，变成了现实中的保有益州。此后，蜀国“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35]，以等待“天下有变”时机的来临。主政蜀国的诸葛亮奉行休养生息、积蓄力量的政策，主动派大臣邓芝前往东吴晓以利害，重新结盟，以稳定益州东部；为稳定战略后方，亲率大军深入南中。可见，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蜀国总的方针是军事上坚守，安定后方，积蓄力量，外结盟友。
建安二十二年（217），蜀国重臣法正就下一步如何发展，适时提出“汉中三策”：“‘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之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36](www.xing528.com)
法正的“汉中三策”，分析了曹操攻下汉中后不进攻巴、蜀的深层原因，对魏国防守汉中的夏侯渊、张郃等和蜀国大将的才略进行比较，指出由刘备亲往汉中必然成功的远景，即进取、蚕食对方和自守三种目标。可见，“汉中三策”的实质，是将主要战略方向指向北方，巩固汉中，相机攻敌，将汉中作为蜀国据守益州的战略依据，发挥退可守、进可攻的有利态势。法正的上策，是将汉中作为将来战略反攻的基地，而《隆中对》中“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战略设想，客观上也要求必须以汉中为基地。至于下策的“保其岩阻”，则是因为对于益州北部战略方向而言，汉中是蜀国防守体系的核心之所在。而中策，则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夺取陇西一线，作为汉中防守体系的屏障，同时还可以为将来的战略总攻做准备。
“汉中三策”既是对《隆中对》战略思想的继承，又根据瞬息万变的军事斗争形势，尤其是荆州失守的特殊情况所做的适当调整与修正。应该说，这是一个符合当时战略形势且有远见的战略方案，故为刘备所采纳，并很快付诸军事行动。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的蜀国又借鉴法正的“汉中三策”，选择了兵出祁山，将陇右的凉州作为主攻方向，数次北伐，为将来争霸天下做铺垫。只是终蜀汉之世，曹魏集团一直比较稳定，未给外界可乘之机，因此诸葛亮的北伐只能局限于以攻代守，等待“天下有变”的机遇。而蜀汉的最终结局，则是在战略相持阶段，由于自身的腐朽，且弃汉中之险而不守，导致自身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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