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后形成的三国鼎立局面，经此后数十年的和战更替，统一全国的形势渐趋成熟。景元四年（263），魏灭蜀汉，两年后司马炎通过“禅让”方式代魏自立，建立西晋王朝。至此，魏、蜀、吴三分天下的格局已演进为晋吴两国南北并峙的局面。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伊始，在稳定国内政局、解决北方鲜卑族秃发树机能部武力犯边的同时，也将灭吴统一全国提上议事日程。然在何时和如何进行统一战争的问题上，朝廷内部存在严重分歧。重臣贾充、荀勖等对伐吴明确持反对意见，认为东吴水军强盛，且据有长江天险，晋若出师攻伐，胜负实难逆料，所以主张按兵不动以静观形势变化。这些意见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人们的思想，也使晋武帝一时难做战略决断。咸宁二年（276），一贯倡言伐吴的羊祜向晋武帝上疏，详细分析当时的战略形势，论证晋朝灭吴统一全国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可能性，并具体筹划了晋军战略进攻的基本方案，此即著名的《平吴疏》。
《平吴疏》的宗旨，是通过对晋、吴双方经济、政治、军事等条件进行全面考察，“校之以计，以索其情”，从而系统深入地论证全国统一的必然性和晋灭吴的可能性。
其一，羊祜将起兵灭吴，结束南北分裂达于一统，认定为合于天意人心的正义之举，强调“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11]。羊祜提出，天下一统，“成无为之化”，乃理有固宜，势所必然，强调用兵打仗的宗旨在于“宁静宇宙，戢兵和众”[12]。这样就从弘扬“大一统”理念的高度，为灭吴战争的性质做了定位，阐发了“以战止战，虽战可也”[13]，即消灭割据、统一天下的合理性，以此请求晋武帝圣心独断，排除干扰，将统一大业推向前进。“是故谋之虽多，而决之欲独。”[14]
其二，羊祜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进而阐说灭吴的时机业已成熟，夺取统一战争胜利具有极大把握。《平吴疏》指出，当时的东吴，军事实力已明显处于下风，“弓弩戟楯不如中国”。其内部更是矛盾重重，上下离心，众叛亲离，“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15]。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西晋大举出击，吴国难以组织有效抵抗，“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16]。相反，晋朝则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明显的优势，以镒称铢，以石击卵，统一大业定能凯歌高奏：“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17]所以，只要把握战机，果断征伐，则“军不逾时，克可必矣”[18]。(www.xing528.com)
东吴政权之所以敢负隅顽抗，抵制统一，就在于依仗长江天险和相对较强的水师，“水战是其所便”，这也正是西晋内部反对伐吴势力的主要顾虑。然而通过具体分析，羊祜指出，险阻的作用只限于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一旦进攻一方拥有了绝对优势，“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19]。这一点业已被魏灭蜀汉的实践证明：“蜀之为国，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得济，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20]至于吴军善于水战，确实值得重视，但只要战略得当，也可以消弭其优势。晋军可以突袭渡江，一入其境，吴军就无法依托长江进行抵抗，只能退保城池，如此吴军去长就短，水战的优势遂荡然无存。
其三，《平吴疏》就具体的作战部署阐述了正确的用兵方略，为晋武帝制定了一份完备的军事方案。为确保灭吴之役达到预期效果，羊祜根据晋吴战略态势，提出多路进兵、水陆俱下的战略方针，即从长江上、中、下游同时发起进攻：“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21]羊祜满怀信心地指出，这样一来，吴军势必首尾不能相顾，因为“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其彻底失败的命运将不可避免：“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22]
最后，《平吴疏》赢得了杜预、张华、王濬等当时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为后来战略顺利地实施打下了基础。羊祜虽没有等到灭吴方略具体施行就病逝了，但因当时统一观念已深入人心，灭吴时机的成熟已端倪日显，因此其战略思想也得到了杜预、张华、王濬等晋室文武重臣的高度认同。羊祜病重后，“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书令张华问其筹策”。羊祜向张华指出，当时晋朝政治清明、君臣同心，而孙皓虐政已久，这是天赐良机，可不战而胜。“如舍之，若孙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而越也，将为后患乎！”[23]临死之际，羊祜向晋武帝推荐杜预替代自己指挥平吴之役，也可谓知人善荐。杜预号称“杜武库”，是继羊祜后西晋又一位战略家，在平吴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此，唐房玄龄曾有总结评价：“泰始之际，人祇呈贶，羊公起平吴之策，其见天地之心焉。昔齐有黔夫，燕人祭北门之鬼；赵有李牧，秦王罢东并之势。桑枝不竞，瓜润空惭。垂大信于南服，倾吴人于汉渚，江衢如砥，襁袂同归。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穷巷，落落焉其有风飙者也。杜预不有生知，用之则习，振长策而攻取，兼儒风而转战。”[24]继杜预后，张华是《平吴疏》的又一位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平吴战争开始前，晋武帝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25]。吴国灭亡后，张华因其功劳，受到晋武帝专门下诏奖赏，“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26]。名将王濬出自官宦世家，多谋善战。初时，羊祜即指出，“濬有大才，将欲济其所欲，必可用也”[27]。及晋武帝谋划伐吴，诏令王濬整修舟舰。泰始八年（272），王濬在广汉太守任上讨灭益州叛军，升任益州刺史。后因治边有方，被征入朝。羊祜“留濬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密令修舟楫，为顺流之计”[28]。后王濬受命借长江上游地势之利，治水军，以屯田兵及诸郡兵合万余人，大造舟舰器仗，做攻吴准备。王濬“造船于蜀，其木杮蔽江而下”[29]，在七年的时间里建成了一支强大的水军，并上疏请伐吴。
举凡战略目标的确立，战争性质的界定，战略形势的分析，战略部署的筹划，羊祜的《平吴疏》均有全面细致的研究和阐发，充分体现了战略家洞烛幽微、驾驭全局的能力。同时，羊祜不仅积极筹划和践行平吴战略思想，还积极举荐贤能，这也是其后《平吴疏》战略目标与战略规划得以实施的关键。《平吴疏》的提出，为晋武帝日后剪灭东吴、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就这个意义而言，尽管羊祜未能亲历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所描述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辉煌历史时刻，但他仍是西晋统一大业的第一号功臣。“祜卒二岁而吴平，群臣上寿，帝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庙，仍依萧何故事，封其夫人。”[30]这也是对羊祜在平吴统一大业中贡献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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