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与蜀汉国家战略的关联

战略是指导军事斗争全局的方略。套用美国军事战略学家柯林斯的公式，战略等于目的（即追求的战略目标）＋途径（战略行动方案）＋手段（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1]，其思考的问题往往涵盖比较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为刘备分析了当时的全国形势，指明了此后的发展方向，正是一个关于结束汉末群雄割据、统一天下的国家战略。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刘备作为一方武装割据势力，悄然崛起。但刘备虽有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却没有一套明确的战略纲领，结果是东奔西逃，寄人篱下，始终未能拥有自己稳固的地盘。而诸葛亮在遇到刘备之前，也隐居隆中，空有经邦纬国的大志，却没有平台和机会施展。晚年，诸葛亮曾深情地向后主刘禅回忆与刘备的君臣际遇：“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曲，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2]可以说，“天下英雄”刘备的屈尊下顾、虚心求教，以及他复兴汉室、拨乱反正的忠肝热肠，都使诸葛亮深感知遇之厚，于是才和盘托出《隆中对》这一卓绝千古的战略构建。

《隆中对》的高明，在于它既有全局观念，又有长远眼光和前瞻意识。一方面它高屋建瓴，统筹全局，提出了“跨有荆、益”“两路出兵”的“三分割据纡筹策”。众所周知，一份科学的战略谋划，其核心在战略目标的确定。诸葛亮以恢宏的气度和思接千古的见识指陈时势，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现实形势的基础上，指出在各种势力的消长纷争中，曹操是刘备的主要敌人。所以，刘备的现实目标应该是“跨有荆、益”，即利用各种矛盾，夺取天下要冲荆州和天府之国益州，作为自己的立足之地，以此作为角逐天下的根本，进而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王道霸业。

对现实目标的这一定位，是对天下大势的洞察，对敌我关系现状和变化趋势的把握，同时，也考虑到了战略地缘关系。制定战略的首要任务是分析形势、判断情况，即通过研究有关情况，回答在何处采取行动的问题。为此，就需要研究地缘政治形势，分析敌我力量和盟友的情况，回答打击对象是谁，以及先打击谁、后打击谁的问题。对此，《隆中对》讲得很清楚：“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3]一个是强大的曹操，没有把握打，不能打。一个是已经建立了巩固根据地的孙权，不能打，但可作为盟友。因此，近期的打击方向只能是南下荆州，西上巴蜀，向荆、益发展。“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4]

更为重要的是，《隆中对》提出的战略目标，并不限于建立三分天下的割据政权，其根本宗旨是实现国家的最终统一，体现了大战略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战略规划意识。因此，在制定现实目标的基础上，诸葛亮进一步提出了刘备集团的长远战略目标，即成霸业，兴汉室，统一全国。为实现这一明确目标，诸葛亮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第一步是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建立一个可以存身的根据地；第二步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使根据地具有逐步巩固的内部环境和外部条件；第三步是待天下有变，在时机成熟时，令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从东线进击曹操，而益州之军北伐关中，两路出兵，以钳形之势互相配合，兵锋北上，一举消灭北方的曹操，席卷两京，夺取中原。它虽然未明言孙权的前途问题，但言下之意，待消灭了主要敌人强曹，第四步必然是向江东的孙权开刀，孙权之接踵而亡自不待论矣。到那个时候，实现全国的统一，也就成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5]此所谓“霸业可成，汉室可兴”。(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隆中对》所反映的大局观念与战略前瞻意识，并不是诸葛亮本人的突发奇想、闭门造车，它的可行性建立在实现战略目标的一系列方法手段之上。换言之，它的战略前瞻不是虚幻地“画饼”，而是有其可能实现的条件，兼具目标的长远性与方法手段的有效性。这些方法手段包括：一是利用“天下思汉”的普遍心理，凭借刘备身为“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的优越背景，进行政治号召，争取各方认同，这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做法相类似；二是推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6]的方针，做好“外交”工作，为自己争取安定后方和可靠盟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内修政理”^[7]，整顿吏治，发展经济，搞好内部建设，积蓄实力。可见，《隆中对》提出的蜀汉国家战略，是对未来战略发展形势的深刻分析和精准谋划，辅以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努力，使战略方案的实施变得明确具体。《隆中对》实施之初，就使刘备取得了赤壁大战的胜利，并使刘备集团迅速起敝振衰，据有荆州大部，继而进一步拓展西川，攻取汉中，终于开国蜀汉，达于三国鼎立。

当然，诸葛亮的《隆中对》及其制定的蜀汉国家战略也存在严重的内在局限，即内容设计上有重大破绽和缺陷，导致的结果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隆中对》制定的行动方案屡屡碰壁，最终战略目标破产。黄朴民先生指出，“这中间的关键，在于诸葛亮所设想的刘备集团既要‘跨有荆、益’两州又要‘外结好孙权’两者之间的水火不相兼容”^[8]。诸葛亮忽视的一点是，荆州地处长江中段，属南北要冲，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对于东吴来说，荆州是控制长江中下游的门户，对国家安全生死攸关。蜀国若想占有荆州，东吴势必不惜一战，这样蜀汉联吴抗曹的国家战略自然也就难以如愿。后来的形势发展也证明，正是对荆州地区的争夺，导致了吴蜀联盟濒于破裂，双方最终兵戎相见，蜀国落得个失荆州，损关羽，在猇亭被陆逊火烧连营、精锐尽失的下场。最终，蜀汉只好退入地势偏狭的巴蜀之地，从而失去了“跨有荆、益”的战略主动，也丧失了两路出击、统一中原的基本条件。正如北宋苏洵（字明允）所言：

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汉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而后曰险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9]

毛泽东在点评历史人物时也指出，蜀国的战略失败，“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10]，可谓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