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主要兵种为步兵、骑兵、水军,但骑兵开始居支配性地位,骑兵的强弱往往决定军事竞争和战争的胜负。伴随着重甲铁骑的出现,骑兵行动疾速、冲击力强、便于机动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发挥。在军兵种建设方面,与中原汉族政权的传统优势步兵不同,北方游牧部落习惯于射猎习武的生产生活方式,骑兵往往风驰电掣,机动性强,便于集中兵力,中原王朝若以步兵进攻,则对方飘忽远去,追之不及,正可谓“彼可以来而我不能往”。此外,游牧民族社会结构简单,其部落组织形式属于集生产、生活、军事、行政于一体的战时体制,便于动员,全民皆兵。由此,在与中原王朝的军事对抗中,游牧民族往往具有较大的优势。陈寅恪先生在论及唐代骑兵的作用时曾说:“骑马之技术本由胡人发明。其在军队中有侦察敌情及冲陷敌阵两种最大功用。实兼今日飞机、坦克二者之效力,不仅骑兵运动迅速灵便,远胜于部卒也。中国马种不如胡马优良。汉武帝之求良马,史乘记载甚详,后世论之者亦多……至弓矢之用,若不与骑马配合,则仅能防守,而不能进攻,只可处于被动之地位,而无以发挥主动进攻之效用。故言射而不言骑,则止得军事技术之一面。若骑射并论,自必师法胡人,改畜胡种之马,且任胡人血统之人主持牧政。此必然之理,必致之势。……至军队组织,则胡人小单位部落中,其酋长即父兄,任将领。其部众即子弟,任兵卒。即本为血胤之结合,故情谊相通,利害与共。远较一般汉人以将领空名,而统率素不亲切之士卒者为优胜。”[96]
历史上,在与周边游牧民族的长期对抗中,中原王朝在军事战略上多奉行防御战略,且在双方战争中屡遭失败,缺乏强大的骑兵是主要原因之一。例如,汉朝立国之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乘统一中原之余威,亲率军32万之众北征匈奴,结果刘邦的先头部队虽已至平城,而作为大部队的步兵尚远在后方,匈奴遂以精兵40万围刘邦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后来刘邦采纳了刘敬的“和亲”之策,才得以脱身。此后,汉朝在与匈奴的角逐对抗中,也并非不知道主动出击较之防御是更好的策略,但因骑兵不足,在机动作战上远远不及匈奴,所以不得不采取守势。有鉴于此,凡是强大的中原王朝,在军队建设上莫不效法蕃兵制度,注重发展骑兵这一对抗性兵种,汉武帝对付匈奴、唐代对付东突厥之胜利,莫不由此。(www.xing528.com)
就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而言,中原王朝又有着先天的困难。从经济地理和民族地理的角度看,奠基于单一农业经济结构的历代中原王朝,大多缺少马匹,中原军队只能以步兵为主体,无法在大漠草原和林海雪原深处与游牧狩猎民族的骑兵长期周旋,即使像汉、唐那样组织大军远程奔袭,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也无法长期驻留,巩固战果。马匹的缺乏还使中原王朝或南方政权的军队在作战方式上受到诸多限制,战术上远逊于游牧民族。因为以步兵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军队,只有依靠密集的队形才能抵御骑兵的冲击,步兵缺乏机动能力又不得不处处设防,故需要庞大的常备军,这就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使历代统治者始终为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和国家有限的经济负担能力的矛盾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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