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帅教育方面，曹操要求将领们学习兵法，尤其是《孙子》和自己撰著的《新书》，“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85]。吴主孙权曾要求大将吕蒙、蒋钦读书提高自己，尤其是要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等。诸葛亮也为刘禅亲自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法家经典，责其阅读。
在军队层面，为保持战备水平，提高作战能力，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军事训练。先秦时期即有利用农闲时间狩猎练兵和讲武的制度。“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86]讲武比田猎规模更大，规格更高，多在农闲时节进行。如《礼记·月令》记载，先秦时期的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87]。东汉末年也曾有“大发四方兵”讲武以“威厌天下”的记载，“五年，天下滋乱，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说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进以为然，入言之于帝。于是乃诏进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88]。曹魏沿用古代农闲时讲武制度，定期检阅军队训练备战情况。建安二十一年（216）冬十一月，曹操亲自手执金鼓，指挥受阅部队，对八阵进退、多兵种协同进行校阅考核。建安二十三年（218）秋七月，曹操再次检阅考核部队训练。此后新君即位，大都举行部队检阅。蜀国也有严格的“讲武”制度。“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89]，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更是“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90]。通过讲武解决蜀军数量、质量上的弱势问题，进而提高蜀军的技术战术水平。因为训练有素，加之“诸葛亮是丁宁周到小心慎重的一流人”[91]，所以蜀军“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92]，即使在与强大的魏军对阵时不敌对手，仍然进退有序。东吴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也实行检阅制度，在设定的“简日”检阅部队的战备训练情况，并根据检阅中发现的问题，决定部队的整编。
两晋、南朝各代也大多将军队训练作为提高战力的重要手段。史载，西晋泰始四年（268）、泰始九年（273）、咸宁元年（275）、咸宁三年（277）、太康四年（283）、太康六年（285）冬天，晋武帝都曾亲临宣武观，观看众军演习。这些演习的规模都非常大，不仅中军全体参加，而且时长达七八天，各军除了演习队列阵法外，还要进行实战演习。[93]东晋时期，军事训练和演习主要在各方镇进行。到了南朝时期，因为与北方长期对峙的战争状态，对军事训练更加重视。如南朝的中军在京城进行训练时，皇帝往往亲自参加。南朝宋元嘉二十五年（448），在建康设宣武场，作为步骑兵操练的专门训练场，此后南朝各代都将之作为军队训练场所。宋孝武帝时，还在玄武湖检阅水师训练，此后玄武湖成为南朝各代训练水军的场所。南朝中军训练规模都较大，自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以下的六军，中军的其他各级将领及所属部队都要参加，有时参加人数达10万之众，训练时，不仅要操练队列，还要较量比试武艺。[94](www.xing528.com)
北朝统治的近二百年时间里，共发生大小战争129次，各政权间的对抗、兼并、征伐非常频繁。在巨大的战争压力面前，各统治集团都非常重视军事训练，以提高武备水平。加之少数民族政权对部族战斗技艺的要求和培养更为严格，也是这一时期军事训练记载较多的重要原因。以讲武为例，据学者统计，《魏书》对讲武的记述多达30次，《北齐书》1次，《周书》12次。数量方面，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进行了6次，太武帝拓跋焘进行了10次，孝文帝元宏进行了7次；西魏文帝宇文泰进行了4次，武帝宇文邕进行了7次。均为组织较为频繁者。但总体上来说，讲武零星记载于《三国志》《晋书》《魏书》《周书》《隋书》等史书中，表明从秦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都曾进行过讲武，不过似乎并不是很正规，直到唐代才明确进入国家的正式制度体系。[9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