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军之术，法治为先。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起源于战争实践，受儒家、法家和兵家的影响较大。古代名将大多因以法治军闻名，为严明军纪、树立军法的权威，甚至不惜“杀一人而三军震”。孙武视法为同道、天、地、将并列的“五事”之一，提出“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72]唐朝大将李靖也提出，“古之善为将者，必能十卒而杀其三，次者十杀其一。三者，威振于敌国；一者，令行于三军。是知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73]。春秋时期齐国大将田穰苴斩监军庄贾，孙武演兵斩吴姬，都是这方面的著名例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对军队的管控和治理是各统治集团实现政治目标、维护政权稳定的基础，因此非常强调提倡军纪和法治。如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均为治军严厉的代表性人物。曹操认为，纷乱之世，靠儒家的礼义引导和道德教化根本不能拨乱反正，相反，“言明赏罚，虽用众，若使一人也”[74]。针对兵将战败、叛变和逃亡或降敌等，曹操制定了多部法令，诸如《封功臣令》《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选中军典狱令》《军令》《船战令》《步战令》《败军令》等。建安八年（203）曹操曾颁布命令，规定将军临阵退却处以死刑。《步战令》更就临战对敌的各种情况做出规定，如：布阵之时，“诸部曲者，各自安部陈兵疏数，兵曹举白。不如令者斩”[75]。临阵必须听从指挥，“临陈皆无讙哗，明听鼓音，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麾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无将军令，妄行陈间者斩”“兵进，退入陈间者斩”“士将战，皆不得取牛马衣物。犯令者，斩”[76]。对于兵士逃亡也规定：“卒逃归，斩之。一日家人弗捕执，及不言于吏，尽于同罪。”[77]《通典》也记述了曹操的军令，“吾将士无张弓弩于军中。其随大军行，其欲试调弓弩者得张之，不得着箭。犯者鞭二百，没入吏。不得于营中屠杀卖之，犯令没所卖皮。都督不纠白，杖五十。始出营，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行三里，辟矛戟，结幡旗，止鼓；将至营，舒幡旗，鸣鼓；至营讫，复结幡旗，止鼓。违令者，髡剪以徇。军行，不得斫伐田中五果、桑、柘、棘、枣”[78]。曹操不仅制定了许多法令，而且带头遵守执行。一次部队行军，经过麦田，曹操下令大军绕道而行，不可践踏田中麦子，违者处死。谁知他自己的坐骑因受惊闯入麦田，曹操便叫来军中执法官给自己定罪，执法官回答“罚不加于尊”，但曹操认为自己制定的法律，自己必须带头遵守：“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79](www.xing528.com)
诸葛亮也以善于“治军”著称。诸葛亮认为军队是一个战斗整体，要使三军一致、将帅士卒用命，充分发挥整体威力，就必须严明法纪，明确提出建设“有制之兵”的思想，认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80]。特别是在三国鼎立的格局下，曹魏占有中原的广大地域，经济富裕、兵良将广；吴国拥长江之险，仗水军之利；而蜀国国小民贫，兵微将寡，要实现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战略目标，必须依靠严明的军纪来建设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为发挥军队的最大作战效能和潜能，诸葛亮更加注重通过严明军法来约束控制部队，认为“夫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法制使然也”[81]。诸葛亮不仅治军极严，而且事必躬亲，赏罚分明。甚至在北伐前线，他亲自执法，严明军纪，“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82]。建兴六年（228），诸葛亮兵出祁山伐魏，不听众人意见，任命马谡为先锋。结果马谡违背诸葛亮作战部署，“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83]，导致整个战役失利。回军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上书自罚“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历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84]。诸葛亮虽执法严厉，但因执法公正，受罚者皆毫无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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